不论春夏秋冬，这里都是一片翠绿色的景象。走进校门，放眼望去，宽大而空旷的学校c场四周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相思树和凤凰树。在四个并列着的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的旁边，矗立着一栋白色的四层教学大楼，一共有二十四间教室。教学楼后面的树林中整齐地排列着数栋红砖红瓦的平房，这是学校的办公室和教职员工的宿舍区。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白色的大楼，绿色的树冠，无人的c场，从远处把这些景物叠加交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色彩明亮而宁静的校园全景画。
这天上午第四节课，高中二年级文科（1）班的同学们正在上语文课。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墙边座位上的那个男生，名叫毕自强。他两眼盯着讲台上的黑板，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课，握在右手里的钢笔不时地在纸上抄写着。毕自强的同桌是一个戴着四百度近视眼镜的男生，名叫叶丛文。此刻，他低着头正在偷翻着一本搁在书桌抽屉里的小说。
毕自强和他的同学们正面临今年夏季即将到来的高考。他们所在的高二文科（1）班，一共有四十八位的同学。其中，三十位男同学，十八位女同学。班长兼副团支部书记廖明超，是一个好学上进、头脑聪明的男生，由于平时学习刻苦用功，各科目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此男生具有出色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善于用言谈与人沟通，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在同学们当中极有人缘。副班长兼任团支部书记吴燕玲，是一个外柔内刚、善于调控自己情绪的女生，虽然外表长得不算很漂亮，却有一种清秀文静的气质。在班上，她的学习成绩也是出类拔萃。班委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学习委员秦玉琴，文体委员刘云峰，劳动委员何秋霖。此外，还有各学科课代表：政治课代表魏振国，语文课代表叶丛文，历史课代表毕自强，地理课代表郑红军，数学课代表黄月萍，英语课代表许兰英。这些班委会成员当时是怎么选举出来的，现在已说不清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班委成员会这十一位同学的学习成绩，都是全班同学公认的一流水平，是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尖子”生。
第六中学虽然只是一所普通中学，但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每年的三百多名的高中毕业生，文、理科都会分别有五、六名应届生考入高校，这样的升学率，在市里普通中学的排名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那时候，高校招生的比例只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使升大学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而残酷，而参加高考在当时被戏称之“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这个时期，第六中学的做法是：高中各年级分为文科类和理科类，并将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集中为一个重点班，即所谓的“尖子班”，由最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负责授课，以保证学校的升学率。
“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要参加高考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次作文讲评课。”李祖明老师站在讲台上，环视着下面座位上的同学们，抑扬顿挫地说道：“不久前，一位叫潘晓的女青年给《中国青年报》杂志社写了一封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当《中国青年报》把这封信刊登出来之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且在该报刊上发起了一场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大讨论。人们围绕着‘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为此，给你们布置了一篇《我的理想》的作文题。同学们交上来的作文，我都作了批改。应该说，绝大多数同学的文章写得都很不错。这说明了大家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独立思考……”
李祖明老师，瘦高个子，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近视眼镜，两鬓斑白，皮肤粗糙，有些驼背。他今年四十五岁，而外表比实际年龄却显得苍老许多。不过，他讲课时那流畅的语句与合拍的手势，充分表明了他是一个极富人生激情的教师。
从本校初中部升至高中部的学生们都知道，几年前有一个叫“李老头”的校园勤杂工。那是一个头发花白凌乱、戴着总是缺了一条腿的近视眼镜，整天穿着一身灰色破旧帆布衣服的男人。多年来，这个“李老头”总是一个人在校园里扫马路，清楼道、擦窗户、洗厕所，还兼做一些搬扛运送杂物的活儿。他走路时习惯于低垂着脑袋，从来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即使有人向他问话，他的回答大都是“哦”、“嗯”、“是”的几个单词。他在学校里的住处，是一间简陋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一个人没有家室老小，过着一种狐独而凄苦的日子。直到一九七八年秋季开学之际，高中一年级文科（1）班的学生们才惊讶地发现，讲台上站着的这位新来的语文老师竟然就是他们以前都非常熟悉的校园勤杂工“李老头”。
原来，二十多年前，李祖明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南疆市第六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不幸的是，在一九五七年时刚满二十四岁的他被划为“右派”分子， 同时也被剥夺了走上讲课的权力。从此，他便在学校后勤科的监管下扛起了扫把，就地被劳动改造。到了一九六二年，虽然给他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劳动改造的工作仍不变。“”期间，他作为“黑五类”（注：简称“地、富、反、坏、右”）中的“摘帽”右派，自然少不了被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经常在大会上揪出来批斗。多年来，他一直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长年累月地充当着勤杂工的角色。直到了一九七八年秋天，李祖明终于被彻底“”了，并重新走上了讲台。这时，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教学工作上，很快以其才华横溢的教学水平赢得了文科（1）班同学们的敬重和爱戴。
“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是千百年来人们热衷探索的问题。你们马上即将高中毕业，不论今后能否则继续升学，迟早都要走进社会去面对新的生活。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对你们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事情呀。”李祖明老师指着写在黑板上的那句口号，面对着全班同学们的目光，侃侃而谈：“你们可能并不知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口号在五十年代就曾经风行一时。那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书。二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报纸杂志又再次把这句话拿出来让人们展开讨论，那么，它到底对不对呢？我不知道你们谁愿意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班上的大部分学生都主动地举起了右手。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班长廖明超头一个站起来，充满激情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所以，我们应该大讲‘为人民服务’，大讲“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在为实现“四化”的新长征路上，要像雷锋同志那样，一辈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完全赞同班长的观点。”刘云峰接着站起来，旗帜鲜明地说道：“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是服务于人民，奉献于社会。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像雷锋同志那样做人和做事。”
“我认为，”何秋霖的发言换了一个视角，剖析道：“潘晓所说的‘主观为自已，客观为别人’，完全就是抱着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遭到彻底批判。”
“有没有谁有不同的意见？”李祖明老师微笑着问道。
座位上的同学们开始私下与同桌嘀嘀咕咕，议论纷纷。
“我并不反对奉献精神，”副班长吴燕玲站了起来，有条不紊地说道：“我觉得‘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只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而这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奉献了，索取回报’，这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我认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它折s出一种人本主义或人文关怀的精神，所以不应该说它是完全错误的。”
紧接着，毕自强也跟着站起来发言，肯定地说道：“我认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应该值得赞同的口号。比如说，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为人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分别成了‘人人为’的对象‘我’。”
“好了，今天的课堂讨论就到这里了。”李祖明老师挥手示意同学们安静下来，抬腕看了看手表，说道：“剩下的时间，我给大家选读几篇这次写得比较好的作文。”
有幸得到李祖明老师赏识的第一篇作文，是毕自强的同桌叶丛文写的。
“你呀，真行！”毕自强对同桌叶丛文竖起大拇指，夸赞地说道：“真不愧是咱们班的文魁呀。”
“告诉你，”叶丛文微笑着将头靠近毕自强耳边，诙谐幽默地说道：“我爸常说，‘天下文章一半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啦。”
“哈哈。”毕自强不禁哑然失笑。
在上高中的两年里，班上的每次作文点评，语文老师大都少不了把叶丛文的作文当作范本来讲评。这或许与叶丛文喜欢在课余时间外大量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不无关系吧。这里暂且不去细说叶丛文这篇作文《我的理想》如何描述和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愿望，以及那种激扬着时代青年进取精神的文字。而事实上，在以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岁月里，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改变和发展，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原有的人生价值观念正在被打开裂缝，渐渐扩张，以至在后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终于被彻底打碎。然而，新时期人生价值观念的建立，又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社会现实环境里，陷入一种非常复杂矛盾的状态之中，从而造成了人们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思想上的极度混乱。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中午放学的铃声响过后，班里大部分的同学都走了。教室里剩下了中午不回家的十几个男女同学，班长廖明超因为家里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上了高二后他一般中午都不回家，每天自已带午饭来学校，经常是两、三个大馒头合着咸菜打发一餐。毕自强和何秋霖都是市机械厂的子弟，上学同路，几乎是天天上学一起来、放学一块走。
“哎，四眼，”毕自强见身旁的叶丛文收拾好书包准备回家，便扯住了他，说道：“我跟‘胖子’说好了，让他今天中午请吃米粉，你也别回去了。”书包网 。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一章 名落孙山（之下）
“是吗？”叶丛文走到何秋霖的座位旁，晃着他的桌子，商量地问道：“哎，‘胖子’，我有份吗？”
“行呀，反正我身上只有三毛钱，”何秋霖还趴在课桌上还在忙着抄作业，头也不抬地说道：“你要去的话，我只能请你和老毕吃素粉哟。”
“素粉就素粉，那我也懒得回家了！”叶丛文乐呵呵地拍着何秋霖的肩膀，说道：“我说你就别写了，吃完东西再说吧。”
“班长，”毕自强从座位上走出来，经过廖明超身边时，问他：“一起去吗？”
“你们去吧，我带饭来了。”廖明超放下手中的书本。
毕自强、叶丛文、何秋霖三人来到学校对面街上的饮食店。何秋霖要了三碗素粉后还剩下六分钱，叶丛文又补上了三个二分的硬币，为每人都加了一根油条。三人高高兴兴地围着一张矮桌而坐，边吃边聊了起来。他们闲扯的话题，很快转到了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看法和认识上。由于毕自强与何秋霖所持的观点是相反的，两人不由地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要我说呀，你们俩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叶丛文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中立的态度，看到他俩谁也说服不了谁，不禁眼珠子一转，笑着问道：“哎，你们知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出自何处吗？”
“你知道？”毕自强反问道。
“那当然。我告诉你们俩，”叶丛文有些得意洋洋，显摆地说道：“这句话的出处，来自法国大文豪大仲马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名叫《三个火枪手》。”
“是不是真的呀？”何秋霖有些半信半疑，又问道：“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错不了，我爸告诉我的。”叶丛文很自信地说道。
三个年轻人可不含糊，每个人的碗里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连一丁点粉渣都没剩下。三人在走路返回学校教室的途中，又不知不觉地讨论起有关参加高考将来报志愿的问题。
“哎，胖子，”毕自强走在三人中间，问何秋霖：“你打算报考哪个专业？”
“我和刘云峰的想法一样，我跟他以后都想扛枪，准备报考公安或军校。不过，也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如果考不上学校的话，年底我就打算报名参军、去当兵。”
“唉，好男不当兵。”叶丛文不屑一顾地嘲笑道。
“你以为谁都像你‘四眼’呀，”何秋霖推了叶丛文一把，笑骂道：“就你这样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整个就一书呆子，你就甭在我们面前神气啦！”
“嘿嘿。古语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叶丛文也不把何秋霖的话当一回事，依着自己的想法说道：“我思来想去，将来搞创作可能比较适合我这样的人。考上哪所学校倒是无所谓，除了中文系，我别的一概不报。以后大学毕业了，只要一枝笔、一杯茶、一张纸，那我就是作家了。”
“哈哈，你就去做你的作家大头梦吧。”毕自强让叶丛文给逗乐了，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问道：“哎，你说说看，我报考法律专业好不好？”
“学法律？不好吧？四年大学就整天颠来倒去的背哪些枯燥无味的条款，一点创造性思维都没有，多没劲呀。”
“这不正合适‘老毕’吗？”何秋霖扭脸向着叶丛文，c嘴道：“这小子记忆力特别好，背那些枯燥的东西总是过目不忘。他有哪一回考政治、历史、地理不是得高分的？”
毕自强让何秋霖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嘿嘿地笑了。
他们三个回到教室，见中午没回家的其他同学都在安静地看书或趴在桌面上午休小睡，已不好相互讨论问题和大声说话，便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都抓紧时间自修功课。
这天下午五点半，学校放学的铃声响了。
一下子，学生们从教学大楼各层的各个教室里一起蜂涌而出，楼道里全挤满了往下跑去的人。不一会儿，学校宽大空旷的c场上就热闹起来了，到处都是你喊我闹、蹦跳追逐的男女学生。学生们高矮不一，大多数人都穿着白、黑、灰、兰、绿等各种冷色调颜色的衣服。由于各个年级的学生们在校园里毫无秩序地乱窜着、走动着，又加上不同音调的嚷叫而形成的声音此起彼伏，此时，整个学校的空间都流动着青春的身影和激情四s的情景。
高二文科（1）班的教室在四楼。下课后，毕自强、廖明超、刘云峰、何秋霖几个人凑在一块说着什么事情。随后，他们一个个鱼贯般地走出教室的门口，相互之间有说有笑，一起大踏步走下楼梯。四个人各自甩胳膊踢腿，向学校的足球场奔去。
高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四人原本都是学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刘云峰的身材最为高大，百米跑的速度是十一秒八。在足球场上是队长，踢的是中前锋位置。何秋霖身体结实，个子虽不算太高，可脚下盘球过人的功夫纯熟灵巧，踢的是左前锋。毕自强长得看似一个白面书生，实则体格强健、耐力惊人、球技全面，上场后经常是“满场飞”，踢的中场位置。廖明超弹跳力好，出手敏捷，是一个头脑清醒、反应敏捷的守门员。高中一年级下学期，他们四人曾与理科班的足球好手组成校足球队，参加过南疆市一年一度的夏季中学生“三好杯”联赛。因为球队整合训练时间较短，队员之间始终缺乏默契的配合，在小组赛时连输三场被淘汰出局。球赛虽然输掉了，但是，来自文科班的这四名学生却为此而结下兄弟般的友情。按廖明超的话说，正是：“古有桃园三结义，今有赛场四豪杰”。
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央电视台首次转播第十一届世界杯足球冠亚军的决赛，由阿根廷队对阵荷兰队。当时，众人中家境最好的是何秋霖，他家有一台上海飞跃牌的九吋黑白电视机。于是，毕自强、廖明超、刘云峰三人一块往何秋霖家里凑，这“四豪杰”几乎是捧着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看完了那届世界杯的足球决赛。阿根廷队和荷兰队以无以伦比的球技表演，让四人看得目不转睛，心潮激荡。最终的结果，阿根廷队以三比一胜荷兰队，从而赢得桂冠。阿根廷队的肯佩斯那两粒精彩的入球让他们叹为观止，瞠目结舌。绿茵场上的肯佩斯也成为了这四个年轻人当时心中的英雄和偶像。
实际上，学校的足球场早已成为一块缺失草坪的烂泥地。两边的足球门框上根本没有丝网，而那木制的门框架也在日晒雨淋中暴露出许多斑驳与腐朽。其中有一边的门框架已经歪歪扭扭，似乎根本站立不住一碰就会倒下来的模样。每天下午放学，各年级爱好踢足球的男同学，大都会自觉地来到足球场上凑数，一帮人先用几个足球冲着球门瞎踢一通。不一会儿，肯定会有人出来吹哨子组织大家，随后挑出两边的主帅，再由这两个主帅轮流点名要人，俗称“分边”。今天，这场足球赛的两边主帅，一个是毕自强，一个是刘云峰。吹哨的裁判抛出硬币，结果是刘云峰胜出，可以由他先点名要人。刘云峰先要了廖明超，有个好守门员可以保证大门不失。毕自强要了何秋霖，他可是个“进球大王”。两个主帅我点一个，你指一个，很快就把愿意踢球的人都“瓜分”完毕。最后，毕自强这边还少一个人。怎么办？毕自强抬起头朝远处望去，正巧瞧见叶丛文在场边的一颗相思树下踱步背书。于是，他手往那儿一指：“就他了！”
“哈，‘四眼’会踢球吗？”刘云峰心里暗自好笑，冲着毕自强晃着三个手指，说道：“呵，今天非要灌你们一个三比零。”
“去，你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