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还行，后来，连菜帮菜叶也捡不到了，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
周末的时候，三叔和三婶就带着柳北和柳南去郊外，那里有田地，田地刚刚收获，他们顺着垄沟走，总会拾到一星半点的颗粒什么的。日子，总算过了下来，那一次，三叔和三婶在家里住了一年后，后来呆不下去了，三叔和三婶告辞了。
三叔拉着柳秋莎的手说：芍药，我们住不下去了，你们的日子也紧巴，我们回去，农村地方大，总能找到填巴嘴的嚼咕，不像你们城里。
柳秋莎就不好再留了，买了车票，一直把两位老人送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前，三婶拉着柳秋莎的手说：芍药，是你把我们救活了，你比亲闺女还亲。
三叔说：那可不咋地，亲闺女也没这么管过我们，以后有啥为难着灾的，就回靠山屯，我们养活你们一家。
三叔这句话，最后终于应验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三叔和三婶终于来了。他们这次不同上次，他们精神饱满，还提来了大包小包的农村特产。三叔说：这是今年新下来的高粮米，老家的高粮米，可香了。
三婶说：这是粘米，等着腊八时熬粥喝。
………
三叔和三婶打量这个家时，才发现这里已经是人走屋空了。等三叔和三婶得知柳北和柳南都去当兵时，两个人的心也空了。三叔就抹一把脸说：两个孩子可受罪了，受死罪了。芍药，你咋那么狠心呢，让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受苦去。
三叔和三婶把柳北和柳南带大，他们对两个孩子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不放心孩子。
柳秋莎就笑着说：让她们出去锻炼锻炼，省心。
说完便找出一些两个孩子的来信，让三叔和三婶看。不知为什么，两个孩子走了，都很少给家里来信，隔上一个月两个月的，报上一份平安，信写得更少。柳北每次来信都寄给爸爸，从来不给母亲写信。
三叔和三婶看到了信，如同看到了孩子，他们不识字，看不懂信，但仍把那些信，一封封地掏出来，眼巴巴地看上一气，不断地说：你看这两个孩子出息的，信写得这么好。
柳秋莎和邱云飞，每天还要上班，柳东去上学，家里就剩下了三叔和三婶，两人闲得发慌，就出去转一转，这一转就转出了内容。他们看到家属院门前，有很多空地，种着一些花花草草啥的。
于三叔背着手冲三婶说：你看，这么多地闲着，加起来得有好几亩。
三婶也说：可不是咋的，少说也得有三亩。
三叔说：这城里人真败家，要是种上苞米，少说也能打上几百斤。
三婶也叹气，摇头，很可惜的样子。
三叔就和三婶商量：要不这么地，咱们反正也是闲着，把地给收拾出来，让芍药明年春天抽空把地种上，长出点苞米，让孩子们啃啃青，吃个新鲜。
两个人的意见一致，说干就干。还没干上多会，便来了两个战士，他们态度很不好地说：干什么，你们这是破坏公物知道不知道
三叔就说：瞧你这孩子说的，这咋是破坏公物呢，我们这是开荒，明年种上苞米，让你们啃啃。
战士们不听他们乱说，把两人推推搡搡弄到了管理局。直到柳秋莎下班回来，才把三叔和三婶接回来，弄得柳秋莎冲管理局的助理又是赔理又是道歉的。柳秋莎冲三叔和三婶哭笑不得地说：这是营院绿化，不能给拔。
三叔就说：绿化点苞米，高粱多好，种啥花呢，能看不能用的。
从那以后，三叔和三婶再也不敢乱动那些花草了。看还是看，一边看一边摇头说：这城里人竟干些不着调的事，这国家搞不好，都是城里人闹的。
他们不仅看出了这些浪费的花草，还看到许多城里人没事可干，满大街地贴大字报，还喊口号，口号通过大喇叭广播出来，很是洪亮，震得三叔和三婶的耳朵轰轰的。
那天晚上，三叔和三婶就认真地冲邱云飞和柳秋莎说话：我们要回去了，这城里太乱，乡下人受不了。
柳秋莎挽留了半晌也没挽留住。
第二天，正好是个周末，两个人一起把两位老人送上了火车。这回于三叔说：芍药，你听好了，城里人这么折腾，早晚得出事，要是城里呆不下去了，就回老家靠山屯，有你叔吃干的，就不让你们全家喝稀的。柳秋莎就笑着说：知道了，等过两年，我们全家回去看你们。
列车开走了，带着三叔、三婶的惊惧和遗憾。
柳秋莎和邱云飞的日子还得往下过。
医院里揪出了两个学术权威，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医务工作者，跟当年的马院长一批从苏联医归国的。现在他们成了靶子，弄不好还会给定为苏联特务，隐藏在军队医院的特务。
柳秋莎显得很茫然，她是一院之长，每次开会她都得到场，于是，柳秋莎就感到很累。
邱云飞已经成了学院走白专道路的代表人物，检查接着写，一份接一份的，每份都不能过关。终于，灾难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