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梦魂萦绕的美好心愿，向着不可知的未来世界飞奔而去……
此时，叶丛文又从皮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这本书正是他刚出版的那部长篇小说。这几年，在那心沸不止的笔耕日子里，让他找回了很多早已失落的东西。六十余万的文字不为别的，只为了回望那代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度过的青春年华，还有他们的奋斗和揣在心头上那永不熄灭的梦想……
“李老师，当年我写的那篇作文《我的理想》，实际上在不久前我才将它认真地划上句号。”叶丛文把那本小说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李祖明的墓碑前，情真意切地说道：“李老师，今天我是来给您交作业的；李老师，我终于实现了当年的理想和您多年来对我的鼓励和期盼，我没有给你丢脸。愿您安息吧，我尊敬的老师！”
远处，叶丛文下山离去的身影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渐渐地消失在山林暮霭的黛色之中。近处，这块墓碑似乎 凝神遥望着深邃的天空，回忆着曾经的人间故事。
山林中的风忽然吹起，犹如有谁在空气中伸出一只手似的，不停地翻动着墓碑前那本书的纸页，哗哗作响……有那么一会儿，当山风停止的时候，仿佛一下子就让这人世间的尘埃落定，也使这块墓碑看清楚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
《从赤手空拳到亿万富豪》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杂谈一：咦，为什么不更新了？
网上有读者留言询问：咦，为什么不更新了？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尴尬，竟不知如何回答为好。
说起来，不更新的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至今我拿不定主意怎么往下写。凡事如有疑惑之处，往往欲速则不达。所以，便决定把往下写小说的事情先放一放，让自己暂时从小说创作的迷宫中跳出来，从而去做一个悠闲懒散的思想者，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再换另一种视角，尽可能地做到审视和反思这已成的半部小说初稿，再反反复复地咀嚼一番要往下写的故事情节和内容。
实话说来，这本书如果接着往下写，难度将变得越来越大。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这是一部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去真实记录和客观反映这二十多年来社会变迁的长篇小说。创作与改革开放时代戚戚相关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作品在“人类和社会”的主题思想上要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话，追求长篇小说故事架构宏大所涉及的社会层面自然而然地要去铺开一些必要的情节，因此很难避免去直视一些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诸如官场、权钱交易、黑社会势力、性贿赂等等社会不良现象的描写和揭露。这正是当今绝大多数专业作家视为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难以跨越的禁区。这其中有作品本身无法回避和涉及的“歌颂什么”和“鞭挞什么”的敏感问题，也有当今中国文坛作家群“集体缺钙”的尖锐问题。我在此所说的“缺钙”，指的是如今的作家们多数人都没有视野开阔的社会生活积累和人生经验的“沉淀”，以及严重缺乏一种文学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历史责任感。我偶尔到书店里去转悠，发现那些赫然摆在书架上的当代长篇小说，大多是一些在“人类与社会”主题思想上“无关痛痒”的作品。以央视近来热播的情感大剧《金婚》为例，我们所经历那些年代的烙印只不过成了剧情发展得以延续的“装饰品”，而没完没了“唠叨”的故事情节不过是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的那点事儿。有一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机，无意看到《金婚》的剧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金婚》要写继集。不过，故事内容讲得将是另一双夫妻的那点事儿。闻之，我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儿，赶紧抓起遥控器换台。当然，《金婚》的作者无疑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剧作家，但这却让我想起了唐代的“回字诗”。能够创作出一首可以顺着念、也可倒着读通的“五言”或“七律”，其文学技巧上的高难度可想而知，其人必须熟知音韵的平仄、字义的表达和格式的要求，理应称之为唐代诗人当中的“佼佼者”。殊不知，唐代诗人王之涣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的绝句传名于后世，而那些曾经创作出多少首“回字诗”的诗人们却都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回头不见了踪迹。其实，我根本无意贬低《金婚》的剧作者在当今社会上所取得的事业成功和文学造诣，只不过非常纳闷的是：在这个风起云涌的社会改革年代里，对中国作家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大显身手”和“英雄辈出”的年代，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为什么中国人的方块字就不能如史诗般地刻录下我们这个时代“沧海变桑田”的历史瞬间，是不是我们那些在中国文坛上曾经雄霸一方的文学巨匠们都一个个逝世完毕了？看来当今中国文坛上已无人物，于是，便轮到我等无名之卒粉墨登场，网络上才有了这半部待续的长篇小说。不过，这书要继续往下写，也很难。
其二，我并非专业作家，充其量也就是个文学爱好者。众所皆知，大凡作家皆要“以文立身”、“以作品说话”。2005年开始构思这部小说之前，我对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创作形式皆毫不沾边，甚至于在这近二十年里，我肯定自己没有从头到尾地读完过一部长篇小说，更别提写小说了。当然，我以前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又以为自己算得上是一流的学习专家，如今再换个写小说的行当来干干，应该也不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儿。本来一个人对自己有信心是好事，但读别人的小说和自己提笔写小说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正应了那句名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在写作实践中“恶补”小说技法，忙着喘气而一时忘了在网上更新小说，恐怕这理由也成立吧。
欲知后事如何，请阅读下一篇：《杂谈二：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定》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杂谈二：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定（上半部）
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定——对中国当代文学诸现象的思考和解读（上半部）
如果你在网上有缘读到绿城一剑的长篇小说《从赤手空拳到亿万富豪（修改版）》的前半部，是否会提出一些非常严肃的创作问题：作者描写现实社会和人生意义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作品在表现主题思想上的根本立场是什么？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诸现象的思考和解读，来充分阐述作者本人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些基本认识和想法。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除去为改善生存境况而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每个人还有乐意为之的某些生活情趣：你或许最大的心愿是走遍全世界，而他一生的愿望可能只是尝遍天下美食。而我呢？说不准会非常渴望在晃晃悠悠的捕捞船边垂钓上来一条最大的海鱼。在人生岁月的流逝中，我时常考问自己：如果生活可以让我的心境就此平静下来，我又能创作出一部有着怎样的故事情节和人生阅历的长篇小说呢？二十五年来，我一直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故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想依旧萦绕在心头。
说到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具体问题，又将围绕着“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定”这样的命题来充分展开，这似乎已经涉及了一个文字专业性很强的范畴。不过，从创作思想的根源来说，有些思考方式并非你想象中的那么艰深难懂。
在蓝色的地球上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每当人们遥望着夜色中布满繁星的苍穹，总会情不自禁地问：人类究竟从哪里来？又将要到何方去？现代自然科学家们正在孜孜以求地探索着人类生命起源的奥秘。
从无从考究的年代开始，人类就开始了不断地繁衍和进化，在这得以持续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从而带来了“人类与社会”的基本问题：一个人的本性是什么？而一个人的一生又意味着什么？由每一个人用生命方式参与架构而成的社会又有着怎样矛盾统一的自然法则？由此，衍生出为了人类社会延续和客观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错综复杂的程度甚至到了缠绕不清的地步，令人晕头转向。我们把这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基本问题，统统都归纳于人类哲学思想的范畴。
众所周知，从甲骨文到现代汉语，我们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在中国古代文化的长河里，许多充满人类智慧的哲理大多散见于诸子百家的著作之中。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诸如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他们把社会、人生等问题置于宇宙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当中加以解释并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从而提出了各种思想学说。换句简明扼要的话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大多寓于可读性和文学性都很强的文章当中，如《论语》、《道德经》等这类古籍。
那么，什么是文学呢？有人以为，文学即人类社会学，从中体现出了人的本性和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我们把一个人在生存境况中的阅历和经验、以及在社会中与他人交往的心境和情景用某种特殊约定的文字方式记录下来，似可称之为“文学”。那么，文学最根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说白了，那就是给自己和时人带来某种人生的启迪和理智。而更重要的是，文学将会在社会历史上给后代留下某个时代里人类情感和思想的足迹，进而帮助人们思考和解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于是乎，当我们从“文学的院子”里踌躇满志地走出来的时候，却不得不又返回到人类哲学基本问题的层面上：我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而活着？执拗地要到哪里去呢？
在现代社会中，有人认为要成为一位优秀的小说作家，首先他应该是一位对事物具有非凡d察力和豁达睿智的思想家。这话谁说的已无从考证，但似不无道理。我在构思这部长篇小说的日子里，耐不住把中国的“四大名著”从书柜里找出来搁在电脑桌旁，实践着“温故而知新”的教诲，竭尽全力从中寻找和捕捉着自己的文学创作灵感。于是，便将这“四大名著”从作者经历到成书的历史背景、从内容到形式皆统统拿来横竖比较了一番，方才弄清楚：《三国演义》讲得是“伪造史实”，有“历史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份的小姑娘”之嫌；《西游记》说得是“南柯一梦”，只有经历了人世间的“九九八十一难”，方能在天堂里终成正果；《水浒》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叛逆之作，反贪官那也是“造反”，故世人留有“少不读《水浒》”之忠言训示；至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那是世事变幻、命运多蹇的真实写照，而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它在那个时代里终以手抄本的形式得以流传了下来。一番感慨之后，便将这“四大名著”逐本叠放在一起，高不足盈尺。纵观中国小说史上屈指可数的这几部鸿篇巨著，又应该给当代中国作家们带来一种怎样的“头脑风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理由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的主流文学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
提及近现代文学似乎都远了一些，让我们还是从当代文学说起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胡风冤案”，历史资料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某知名人士在写给胡风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大意是）“近来原想写点什么，但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我们建国后大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决定了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上必须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宗旨，这是合乎那个时代的大势所趋。某知名人士本身就是从民国时代过来的旧知识分子，恐怕真是想提笔写些什么，也将会是力不从心，焉能写得出合乎于时代潮流的作品？这一时期，出现了《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这之后，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历史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终于艰难问世。此书的作者当时仍然戴着“大右派”的高帽，该作品也是在特许情形下出版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我刚上小学。而在那个时期，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对我来说，那是两本页数很厚的书。由此，我知道了“浩然”这个名字，还知道了这世上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就叫“专业作家”。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话剧《于无声处》的公演，豁然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伤痕文学”在后来虽然被台湾作家李傲戏言为“哭哭啼啼的文学”，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却有着意义非凡的现实性，由此才真正开始实现了中国文学客观评价现代社会行为方式的这一功能。这期间，似乎有一位值得提起的作家。以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而一举成名的蒋子龙，虽然不是“伤痕文学”群中的作家，但他在八十年代初创作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一部在塑造主角人物形象上首次得以突破小说创作禁区的作品。故事内容中的主要人物刘思佳，是一位工厂里的青年司机。小说把他描写成一个虽有理想却也算是个所谓“问题青年”的人物，最终在别人帮助下如何改变思想了。就这么一个看似很平常而符合现实生活逻辑的小说作品，对建国后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塑造主角人物的标准必须是“高、大、全”的形象来说，却已经是史无前例的“破天荒”了。以现在的眼光回过头去看，当年在文艺创作上的“紧箍咒”绝对不是一般的束缚力，让人至今仍然弄不明白唐僧同志念的究竟是什么咒语。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是“知青文学”的繁荣时期。这时给我留下印象的是梁晓声。虽然他的文学作品尚存一些“”式的说教遗风，但我个人还是颇为欣赏这样一位有些个性的作家。此后，主流文学终于回天无术，露出了衰落的先兆。
进入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日益加快的步伐，在迎来市场经济时代的同时，代表着主流文学阵地的那些文学期刊和杂志，多数皆因发行量的锐减和生存环境的每况愈下而难以维持下去。于是乎，用来专门制造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及其作家群的这套陈旧机器设备由于缺乏内在动力而不得不停工待修，更不用提及继续扩大“招工”的事情了。可面临的问题仍然很严峻：那些无事可干的成名作家们似乎谁都不太关心去找修理工来维修的事情。反正公家的机器设备出问题是毫无疑问了，而作家们就是不用干活薪水依旧照领不误。于是乎，哪里还顾得上以“歌颂至上”的主流文学作品是否还有问世的数量和质量，大家竟在主流文学阵地上凑堆儿，快乐无比地玩起了“谁跳得最高”的游戏，竟猜着单位年终“先进工作者”的排名，悠然地消磨着人生时光。与之同时，中国文学市场造成的供给空白，让台湾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有如龙卷风般地抢滩登陆，其作品竟在数年之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整个大陆。以至到了二十一世纪之时，那些属于国产名牌的作家们如今冲进网络里一瞅，一个个都傻冒了：仿佛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早已在国内遍地开花和结出硕果。岂先不论网上那些作品是否能入高僧们的“法眼”，但琼瑶乃乃和金庸爷爷皆是“桃李满天下”已成不争的客观事实，其门下众多信徒和弟子一个个练就了“花前月下”的侠士武功。如今瞧着他们在网络天地上纵横捭阖的那番架势，似足以群殴天下所有的英雄好汉。试问，这究竟是谁之错？这时候，连唐僧同志也不得不承认那都是别人培养出来的通俗文学，于是，懊恨起自己为什么老是在“取经的路上”把“拔根毛就可以吹出一群小猴子”的孙大圣又赶回花果山去了。
说起来，我倒真没想到那些“正宗”的国产作家们多年来连自己的信徒和弟子都没有一个（注：这里意指文学爱好者的模仿和跟进），竟然没有谁的头上冒冷汗的。一打听，方才知道，时之今日，还有硕果仅存的几家大型文学期刊靠着拉来的企业赞助过着苟且残喘的日子。虽然在皇城脚下钦定的这块文化地盘实在是小得可怜兮兮，但这块盐碱地尽管长不出一根青苗却也有足够的空间起一栋高入云霄的文学寺院。于是，那些往昔成名的作家们仍然神气活现地挂出以设置文学奖的名义而死扛着主流文学的金字牌匾，以钦定的资格来把握着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皇家玉玺，在这自家院子里的一亩三分地上设置了“文学殿堂”，依旧一年一度地制造中国作家和生产获奖作品，尽情地描绘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灿烂和辉煌。
揭开事物的表象，让我们看清问题本质之所在。近二十多年来，主流文学不断地“割地和赔款”给通俗文学，以至于到了今日不能自保的地步。从客观存在的外在因素来看，似乎是由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介入和通俗文学本身具有大众化的优势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但如果从中国当代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因素上看，我们的“主流文学”在对文学意义上的理解有着偏执狂的显著特征，最终造成了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形同一个先天不足的残疾人，其尚未在现代社会的文学竞技场上亮相便早已注定了衰败的结局。其理由大致可概括如下：
其一，过于强调文学内涵中的正面性，即作品要有“主旋律”的力量。我们从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观点出发，从而划定了在文学创作中不可跨越的范围，这实际上使中国当代作家们在创作意识上完全否定了文学是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和剖析人类本性的锐利思想武器，最终的结果是演变为一部“歌颂至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而“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出现和繁荣的一种文学现象，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对僵化的当代文学创作模式的一种反叛行为。不过，其所形成的挣脱创作模式和束缚的冲击波显得微乎其微，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由于惯性力量的作用而延续下来的固有文学状况。至今为止，所有凡是涉及到揭示现代社会中各种矛盾和揭露一些丑恶行为和现象的文学作品，统统予以，根本不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