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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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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也说回来,孙健乃官场浸润多年之人,岂能不知自身艰难处境,又岂能甘心长期陷此困境。多年来,他就像一只孤独盘旋于苍天的猎鹰,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摆脱出来。眼下,新任市长廖志国搞的这个“鲲鹏馆”,令他马上嗅出了机遇之味。他想,廖氏新官上任,首度出手必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定具有测试、笼络人心等多重功能。他也明白,这个工程目前尚在筹划阶段,八字不要说一撇,就是一点也还没落笔,具体方案、打算全在市长肚子里,周围很多人虽然蠢蠢欲动,却都面临两难境地:时机不成熟,不知从何下手,盲目、冒昧行事容易弄巧成拙,偷不成反蚀把米。可是,节奏慢了,动作迟缓了,有时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就有可能被别人抢了先,错过良机,瞬间落伍。这个分寸的把握,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在于随时掌握廖志国的一举一动,知己知彼,相机行事。而最易获得这种信息者,自然是市长秘书黄一平。因此,孙健凭借与黄一平的良好关系,欲拿后者作为接近廖志国的敲门砖与垫脚石,可谓聪明之举。

    说起黄一平与孙健,确乎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情。

    想当年,黄一平由城五中借调市教育局,市府办前来招考秘书,正是时任市府办副主任的孙健负责经办。那时的招考,可不像现在这般全凭试卷分数定取舍,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综合考量,经办人员握有极大自由裁量权。黄一平入选,孙健的良好观感便起了很大作用。及至后来到市府当了秘书,孙健对他多有关照,时常在业务上详加指导,人际关系等敏感问题也偶有点拨。直到孙健调到市委办,两人之间还时常往来。最近这几年来,孙健在文化局主政,依然没有忘记他这个小兄弟,断不了送点戏票电影票,且时常约了两家聚会吃饭。上次那场波折,很多人都有意疏远他,孙健却给他打过几次电话,现身说法安慰有加,在同级官员中已属难得。现在,孙健提出这样的要求,黄一平虽然无权决定,却也不好断然拒绝帮忙。当然,黄一平心里清楚,廖志国亲自决策的这个“鲲鹏馆”,孙健图谋筹建指挥部常务副职,断非一般的角,绝对应当是廖市长信得过的红人。这件事,他一个秘书又哪里敢轻易点头?

    “这事你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但是能否做成不敢保证。不过,我相信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孙兄为人善良,也应该峰回路转、有好报应了!”黄一平出言得体,也很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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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秘书2 第五章 27(1)

    驻京办主任徐晓凡专程从北京打了“飞的”回来,半夜三更按响黄一平家门铃。

    来者孤身一人,手捧偌大一只纸箱,落座时已是气喘吁吁,浑身热气蒸腾。

    “专供国宴用的茅台酒、中华烟,东西不多,关键全是真货。”徐晓凡指指脚下的箱子说。

    黄一平赶紧拉他靠近空调,拧了热毛巾擦汗,又从冰箱里取了西瓜出来,问:“这么晚来,一定有重要事情?”

    徐晓凡稍稍定了神,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半夜三更敲门打扰,是有点小事托你帮忙。”

    徐晓凡说的小事,也是关于“鲲鹏馆”项目——希望从北京调回城,参与此项目的筹建。

    “黄大哥啊,虽然我远在京城,可最近一直关注廖市长上任后的动作,今天上午才得到确切消息。我一想,这么大的工程肯定是市府一号,我本身就是学的建筑,应该可以回来做些出力流汗、跑前忙后的事情。这件事,你得帮忙!”

    黄一平听了,倒是有些吃惊。

    这个徐晓凡,年轻黄一平六岁。其就读的省某建筑学院,本是个杂牌三本,却由于挂名n大学,便和黄一平搭上了校友关系。说实话,徐晓凡其人虽然头脑聪明、为人机敏,善于拉关系、跑门路,办事也算练,但从知识结构、能力水平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却不是什么堪大用之材。大学毕业之后,徐晓凡依仗其老爹是本市有名的企业家、亿万富翁,轻松分配到事业质的建筑设计院,很快当上了副科级办公室主任,三年后即利用政策空当调到规划局机关,自然而然地转换成公务员身份。后来,从副科长、科长到局长助理,几乎一年一个台阶,等到担任驻京办主任时,已是城政界最年轻的副处官员。照理说,目前在这个位置任职还不满三年,不该再有什么想法了,可是人家有老爹的金钱撑腰,这个道理便是最大的道理。何况,依据惯例,他既然能想到,多数情况下就一定能办到。

    按说,像徐晓凡这样背景深厚之人,其老爹在城有如此势力,各路官员皆能通吃,即使洪大光、丁松争斗得不可开时,在对待徐晓凡的提拔使用上,观点、态度却非常一致,而且是少有的一致。个中缘由,自然大家心知肚明,皆系孔方兄一人之力也。因此,仅仅凭借这一点,要想攻下廖志国,完全可以无需求助黄一平。然而,世间万物一切皆有其定数,这里面有个特殊背景不得不代:也是大半年前,省里某位厅长图谋副省长职位,不想遭遇竞争对手攻击,很快因经济问题落马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中有一笔百万元巨款,便是徐晓凡老爹贿赂的。此事通过媒体、公诉书昭告天下,徐老爹虽然免于牢狱之灾,却也上了检察机关行贿的黑名单。在此情况下,省内官场、尤其城政界中人,大多避之唯恐不及,廖志国新来城且有“三不”铁律,更是不敢亲近。

    除了上述背景外,徐晓凡找黄一平帮忙,也有一个相当充足的理由——两人同为n大的校友,分别兼任城校友会正副秘书长,平时接触本就频繁。去年底,黄一平落难党校时,因为不堪忍受那里的冷淡与压抑氛围,曾经找到徐晓凡说是商量对策,其实是希望到他老爹的双仁集团谋个饭碗。徐晓凡相当够意思,二话不说马上给老爹打了电话,当场就许下一个副总经理的职位,基础年薪三十万元,外加年终分红,配备帕萨特专车一辆。事后,黄一平经过再三权衡,又有汪若虹的坚决反对,虽然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可对徐氏父子的慷慨还是心存感激。这份雪中送炭之情,岂有忘记与不还之理!

    中国式秘书2 第五章 27(2)

    “我还是不太理解,你在驻京办主任位置上做得好好的,怎么忽然想起要回来?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领导部,就是挪股也得挑个好位置呀。何况,这边不少人早就虎视眈眈你那个位置,单等着伺机争抢这个肥缺哩。”黄一平实话实说,并非借故推托。

    “唉!实话也不瞒你,别看我当初是城官场最年轻的处级部,可事实上现在早就被好多人超越了,而且驻京办又不是什么正规单位,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文件下来就撤了。如果现在借这个工程回到本土,或许后能有个不错的安排。说来也许你不相信,我这个驻京办主任,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风光无限,其实牛马猪狗也不如,两三年下来装了一肚子苦水,三天三夜都倒不完!”徐晓凡一改往嘻嘻哈哈的形象,满脸愁云惨雾。

    接着,徐晓凡便掰开手指,历数驻京办主任三年中,饱受的满腔冤屈与不平。

    首先是城来京的领导颇难伺候。接待、安排好这些领导的衣食住行,是驻京办的一项要务。城市几套班子的头头脑脑,平常在地方上如同土皇帝一般,大小事务依赖惯了。这类要员到了北京,还以为自己身在城,一切派头、排场、规格依旧,时时觉得自己是个人物,飞机非头等舱不坐,火车非软卧下床不要,还不能是靠近厕所、开水房的位置。机场迎接最好到舷梯口,车站往来必走贵宾通道,即使在长安大街上行车,也恨不能一路有警车开道。可是,这些人也不想想,在城你是最高首长,警见了老远得立正敬礼,身边永远簇拥着逢迎恭维之人,而京城是全国首都,高官显贵遍地皆是,即便部长专车违章也照罚不误。徐晓凡初到任上不久,就亲身经历了一次洋相:市里某主要领导到京城出差,点名要住某著名宾馆套房,据说该宾馆“”前只有部、省、军区以上级大员才有资格入住。大堂登记时,服务员说房间没有了,只有普通标间,徐晓凡正道:“我们领导点名要套间。”服务员问:“你们领导什么级别?” 徐晓凡答:“正厅。”不曾想,那服务员嘴角差点笑豁,一脸不屑道:“嘁!一个小小正厅在这里也算领导?喏,那边沙发上一溜正省哩。”

    “你说,为了让领导满意,我们在北京得赔多少笑脸、磕多少响头? 而且,更难服侍的是领导们的妻子儿女、七姑八姨,这些人有时比领导还难弄。比如,唉,不说也罢!”徐晓凡本想举例说明,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其次是市委市府大院里的那些机关部,也是怠慢、得罪不起的。徐晓凡到了驻京办才知道,每年往返于京城的城官员之多,几乎涵盖了所有单位、部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别看来者只是个平级的主任、局长,甚至级别还要低一些的处长、科长,可到了北京他是客,你是主,就得像接待贵客、服侍大爷一样,住宿、吃饭、票务等等稍不合心意,或者提出的什么要求没能及时、充分满足,马上脸就不好看。也有些人当时不说什么,可回到家就漫天骂娘,传播速度与歪曲事实的水平,绝对超过、n、bbc之流,搞得你立马在城臭了半边天。

    还有就是城籍在京的官员、学者、艺术家,这些乡亲也是频出难题,不好对付。广泛联络在京的城籍人士,积极促进其贡献、服务家乡,是驻京办的另一大主要功能。所谓联络感情,自然得主动上门赔笑脸当孙子,有时还得帮人家排忧解难办实事。通常情况下,那些居高位握重权的大官还好说,就怕那些司局级、处级乃至更下级官员,在国家机关大多属于贫下中农,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却最善于耍威风摆谱儿,也最能占小便宜贪好处,什么发票报销、节假买票、家里请客招待,甚至就连帮小情人租房子、买礼品,等等,都绕着弯子找你揩油。这帮人你还不能得罪,因为不知哪块云彩什么时候会下雨,万一有事求到人家门上,到时候摆冷脸耍大牌事小,一旦刁难起乡里乡亲来,保证胜过南霸天、狠过黄世仁。

    “你说,在京城那样的皇城根下,一个小小城办事处算个什么?我一个副处级主任又算哪根葱?不要说面对大机关大领导,就是在北京那些普通市民面前,我们都像个盲流,有时坐了北京人开的出租车、三轮车,对方只要一听你的外地口音,立马就口气大变,三言两语聊下来,你恨不能上去踹他两脚!”

    徐晓凡的一腔辛酸诉说,胜过当年忆苦大会。

    中国式秘书2 第五章 28(1)

    体育局长姜如明找上门来,倒是让黄一平内心一阵窃喜。说句不太客气的话,眼下他扮演的角,就是那个渭水垂钓的古人姜子牙,正等待对方上钩哩。

    说起来,姜如明不仅与黄一平是海北老乡,而且与汪若虹父母家相距不远,彼此甚至还有点沾亲带故。当年,汪若虹与黄一平恋爱,她父母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请时任少儿体校校长的姜如明做媒。其时,姜如明官位不高,却小有得志,不免气盛。黄一平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三番五次上门,总算让姜校长点头应允了。此后,随着黄一平借调局机关、考入市政府,先后做了两任副市长秘书,姜如明才渐渐反过来示好,主动强化媒人与亲戚关系,彼此往来趋于密切。

    体育局同文化局一样,正宗政府序列、正处职级不假,却也是个少人关注的局下之局,难得有多少机会受到主要领导青睐,更难做出惊人业绩,亮相出彩。眼看在局长位置上坐了小十年,也是年近五十的人了,哪里甘心啃此肋了此余生。现在,既然孙健能说“鲲鹏馆”的主体是文化,姜如明自然也会说其主体是体育,要求加盟项目筹建自然理由充足。

    姜如明先唠了些乡亲情谊,又经一番扭捏之后,终于道明来意。黄一平心里一乐,想,有想法就好,最怕你没有想法,否则我还不好下手哩。

    黄一平心中所虑,自然事关城中专英语老师、姜如明的表妹杨艳。

    原来,廖志国自从偶遇杨艳之后,当即被她的惊人美貌与球技所倾倒,除了应邀参加全省中专的网球友谊赛之外,还几次让黄一平约她来城大酒店打球。

    廖志国安排的打球时间,多是在周六下午或平晚上,由黄一平提前预约。每次黄一平电话打过去,杨艳都不是当场应答,而是挂了电话一二十分钟之后再回话,虽然从未爽约,按时来了,却是每次后边都跟了尾巴——杨艳的丈夫,第一人民医院那个医学博士。想那杨艳绝美女一个,找的丈夫外貌却非常普通,甚至有点獐头鼠目,一看就是个书读多了认死理、钻牛角尖的主儿。那个博士倒也奇怪,跟虫似的随妻子来到酒店球场,专门挑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坐下,既不多言,也不近前,只是远远看着妻子打球,目光冷峻、面无表情。如是,在场上打球的杨艳,脸就极不自如,挥拍动作生硬、机械不谈,跃起幅度也非常没有质量,还时不时拉拉短裙、扯扯汗衫,生怕暴露太多有之虞。这样一来,就大大影响了廖志国打球的兴致,打得不尽兴,内心自然也不舒服。

    “打球嘛,就要放开手脚,既把技术充分发挥出来,又可以展示优雅姿势,令人赏心悦目。像这样动作拘谨、心态紧张,怎么能打得出好球?唔?”

    “那个什么博士,是不是对小杨有影响?唔?现代开放社会男女平等,女同志出来打个球活动一下,完全没有必要像盯梢一样嘛。唔?”

    诸如此类的评论,廖志国私下说过好多次,却也只能说给黄一平听。最近有一次,廖志国打得累了,坐到场边椅子上休息,很随意地将自己擦汗的毛巾递给杨艳,对方瞟了一眼远处的丈夫,还是将伸出的手缩了回去。当晚散场回到宿舍后,廖志国当着黄一平的面发了脾气:“这个球真是没法再打了!就这么点事情也办不好?不像话!唔?”

    黄一平知道,杨艳的事情再不赶紧妥为处理,他这个秘书的子就很不好过了。于是,他放下手头所有的公务,充分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做了回地下侦探,终于将杨艳及其博士丈夫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中国式秘书2 第五章 28(2)

    关于杨艳的基本情况,前边已经有所代,需要着重补充的是,杨艳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城中专,到后来学校发展她入党,及至现在提拔为兼职团委副书记,全是其表哥姜如明一手帮忙。有赖于此,杨艳对姜如明不仅感恩戴德,而且言听计从。

    那个医学博士的情况,在医院工作多年的汪若虹了如指掌。博士毕业于省中医学院,工作后再读的在职硕、博学位。他与杨艳的婚事,也是姜如明做的主。据说,早年追求杨艳的人很多,杨艳自己也看上了城大学的一位体育老师,无奈那个老师乃已婚之人,说好离婚却迟迟不见动作。后来,眼见得杨艳越陷越深,且年龄渐大,姜如明受她家里委托,强行拆散孽缘,介绍了这个医学博士。

    对于博士的心眼小、醋劲大,医院里几乎人人知情,好多细节且已成为汪若虹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汪若虹也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博士学的是中医,在第一医院这样规模的三甲综合医院,属于不受重视的边缘专业,再是博士也难找到感觉。偏偏博士出身于城郊区一个基层部家庭,其父做了一辈子的街道办书记,对儿子最大的企盼就是步入政界,混个一官半职。因此,博士在医院里虽然形象不佳,却非常善于钻营,千方百计往领导面前使劲。令人可笑的是,从进院开始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如今好几年过去了,他依然还在每年参加培训班,其韧委实可嘉。据说,为了入党、提拔一类的事情,博士也经常请姜如明出面,邀医院、科室领导吃饭、打牌、钓鱼,费劲不小,收获不大。

    汪若虹本是个大嘴,呱啦呱啦一通八卦,将黄一平希望知道的情况悉数抖出。而且,她还于无意之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近,市里分配给卫生局五个援边指标,各单位争抢得不亦乐乎,好像博士也托人找过局里某领导。

    这一说,黄一平倒想起来了。可不是嘛,按照上边统一部署,城与西部某边陲地区长期结对帮扶,从市领导到工农商学医,每隔三年就要派出一批骨前去挂职,算是一种智力支援。眼下,正好有一批人到期,其中就包括几名医生。按说,这种跨地区援助,距离远、条件差、生活不习惯,本是一件苦差事,想去的人不应该多。刚开始一两批,也确实是这么个情况。可是,现在十几年下来,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边远省份,条件艰苦是事实,国家投入却也大,真正苦的是农村,城市生活和内地差距并不很大。而且,援外人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