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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边县官员对记者解释说：这次违法进京抓人行为并强行拘禁“是由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三方会商决定，是省上的意思，我们只是执行。”如果这位定边县的官员没有撒谎，那么，陕西省、榆林市官方就和定边县官方一样，涉嫌共同违法。
如果定边县官方乃至陕西省、榆林市官方的这次违法进京抓人并强行拘禁的行为没有得到制止并且最后没有承担违法的责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霍小丽。
定边县官员转述县长杨志先的话，把霍小丽进京上访定义为“无理由上访”，真是颠倒黑白。如果一个人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到自己国家的首都找自己国家的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却被地方政府与黑保安公司勾结，莫名被抓起来关进黑监狱并遭受凌辱，这种悲惨的遭遇还被定义为“无理由”，那么我真想问这位定边县长杨志先，如果你被更高一级的政府与黑保安公司勾结拘禁并凌辱，逃出黑监狱之后，你会主张自己的权利吗？如果你主张自己的权利，别人却说你“无理由”主张权利，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以为自己是个县长，就不会受到非法侵犯，那么你真的错了。别说你这个芝麻小官，如果宪法和法律被肆意践踏，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安全。
四十五年前，中国的国家主席举起一本宪法，试图用以抵抗侵犯他的非法暴力行为，却最终归于失败，命丧黄泉。四十五年前的国家主席和今天的霍小丽所需要的，都是要切实保障国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拿手中的公权力公然对抗国家宪法，这个国家还有宪法的地位吗？国家宪法可以被肆意践踏，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附：
陕西女子进京指证黑监狱 已被家乡警方抓走
2011年08月20日 04：02
来源：新京报
去年9月，陕西定边女子霍小丽到北京上访被榆林市驻京办关进“黑监狱”并遭凌辱；今年8月她到现场指证“黑监狱”。
本报讯（记者涂重航）陕西定边女子霍小丽遭“黑监狱”凌辱后，坚持讨要说法，为此，她已多次被警方拘留。16日，定边警方再次将霍小丽强行从北京带走，截至发稿，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超过72小时。
“5名警察拳打脚踢”
17日，霍小丽女儿杨帆说，她从16日开始，与母亲失去联系，随后她打听到，目前母亲被警方带回定边。17日，杨帆在定边县看守所看到母亲，当时霍小丽手臂上有乌青伤，头发、衣衫凌乱。
此前，霍小丽来京向朝阳区公安分局询问她去年举报的“非法拘禁”案。8月5日，朝阳公安分局答复她说，办案人员不在，让其先回去等待消息。此后，霍小丽一直在北京招待所和榆林市驻京办居住。
18日晚，霍小丽在定边县人民医院偷偷向记者打来电话称，16日，定边县公安局民警卯学军找到自己说有领导和她座谈。霍小丽称，她刚从榆林驻京办下楼，就上来5名警察将她控制。霍小丽说，她当时奋力挣扎，头向墙上车上撞，但5名警察将其头发抓住，拳打脚踢，强行将她按进车，直接从北京开到陕西定边县看守所。
“无理由上访不支持”
霍小丽称，她被押回定边后，因头疼，身体不适，定边公安局将其送往定边人民医院，并派警察24小时看管。从16日截至记者发稿，霍小丽已被控制超过72小时，当地公安部门没有任何说法。
昨日，记者致电定边县县长杨志先，他说，将妥善解决此事。随后即不再接听电话。定边县公安局长苏志强则称，押送霍小丽的是由副县级调研员钟玉铮负责，他不清楚。钟玉铮昨日以家事繁忙为由，不予回应此事。
昨日下午，定边县一信访官员自称接到县长指示，给记者打电话称，霍小丽属“无理由上访”，定边县不予支持。此次派公安将霍小丽从北京接回定边县的行为，“是由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三方会商决定，是省上的意思，我们只是执行。”针对霍小丽称公安人员有殴打行为的指控，该信访官员称，警方只是进行劝服。
■ 回放
进京上访被关“黑监狱”
去年9月7日，霍小丽替姐姐来京反映当地拆迁问题。在国家信访局接待中心外，霍小丽与其他4名上访男子被榆林市驻京办送到朝阳区十八里店横街子村的“黑监狱”。今年8月5日，榆林市驻京办负责信访的乔永军承认此事。
去年9月24日，霍小丽与王梅、贺志荣一同到朝阳区小武基派出所举报“黑监狱”“非法拘禁”，派出所接警后捣毁这所“黑监狱”。举报“黑监狱”成功的霍小丽并未讨回说法，反而被榆林市驻京办押回定边。去年10月1日，定边县公安局以其“非法上访”实施行政拘留十日。
今年3月，霍小丽准备来京反映公安机关办案不力，在路上她就遭到定边县公安人员拦截，并在她身上搜走“起诉定边县公安局和榆林市驻京办的材料”。随即，定边县公安局以霍小丽涉嫌“诬告”罪，将其刑拘31天。“诬告”案至今未有说法，霍小丽被其在派出所工作的女婿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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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2011年08月21日 13：29
来源：财新《新世纪》 作者：刘瑜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无知可以带来利益或者安全；无知可以满足意识形态的偏执
“7·23”动车追尾事件后，微博上对有关部门的反应骂声一片。我和一个朋友就下面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领导”知道这些群情激愤的声音吗？朋友认为：“他们”当然知道，点击微博观察民情，不就是举手之劳吗？再说了，“他们”不点击，“他们”的秘书、家人肯定会点击，然后再向“他们”汇报。我的看法却是：“他们”中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或者不那么知道。
认为“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激愤程度，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叫做“理性无知”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理性的无知”最早是一些学者用来形容美国选民的。有调查表明，美国很多选民非常无知，比如，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四分之三不知道其任期；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代表本区的众议员是谁，四成不知道本区的参议员是谁……这些数字自有民意调查以来，竟一直相对稳定。有学者指出：这种无知对于选民是理性的——一张选票能改变整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极小，为了这张选票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了解政治实在太不划算。在我看来，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的不仅仅是选民的无知，理性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时间精力的投入产出分析。刻意的无知可能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在这里，无知是一种精明。选择性的失明则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保护，在这里，无知则是一种逃避。
“打开fox新闻频道不也就是举手之劳吗？你认识的美国左翼有几个会愿意举起电视遥控器，打开那个频道？”我给朋友举例说。fox新闻是美国公认的右翼频道，同理，美国右翼又有几个愿意买左倾的《纽约时报》呢？《纽约时报》可不贵，一个星期天天送也就5。85美元，现在电子版更便宜，降到每周3。75美元。
所以，即使是在信息自由、充分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也往往是选择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些观察美国政治的文章。有读者曾问：你写这些是不是很容易，把在美国看到的事情给描述一下就行了？我答，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关注国内“超女”选拔，远胜于关注美国国会辩论，还有很多干脆顺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框架，看见的永远只是“美帝”如何横行霸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中文里有个更简洁的词，叫做“视而不见”。
理性的无知，中国人当然不陌生。最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能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又怎会不知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层干部炮制假数据，又怎能不知“大好形势”后面的巨大灾难？至于毛主席，总有人用“他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来为之辩护，要我看，与其说他不知道，不如说他不想知道。这个情境里，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r，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今天的中国与大跃进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精明的无知和自我保护式的蒙昧依然盛行。一位“体制内”的退休长者曾告诉我，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有的人很开明有的人很保守，“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上网还是不上网”。上不上网，说起来只隔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简单的动作，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却是一个人从成见里出走，与自我诀别，从温暖机舱跳向未知大地的巨大勇气。
万一降落伞打不开呢？他们可能担心。于是他们继续待在温暖的机舱，对大地上的声音充耳不闻。于是“群众”当中，出现了一群越来越“不明真相”的领导。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有一些事实，那么多事实，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两个疾驰的世界互相追尾时，该是怎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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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被塞了一嘴糖的巡视组
2011年09月19日07：39 南方都市报 我要参与（0）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传统的中国人，每个人家都供一个灶王爷，说是一家之主。但查查神仙谱，这个灶王爷其实是玉帝派到各家各户做监察的，看看下界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因此，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一次，跟玉帝做汇报。虽然说，每个灶王爷像前都有一副对子：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但人们还是担心这位王爷上去之后，说出不好听的话来。因此，每逢腊月二十三前后，都会给灶王爷供一种糖，很黏的饴糖，让他吃个满嘴，上天去，咿哩唔噜什么也说不清，时辰一到，就回来了。
其实，作为平头百姓，哪有神仙有这个耐烦挨家挨户地监管？这样的说法，无非是老百姓对官家的一种模仿或者戏谑。古代的官家体制，各级政府官员，都有监察官监视。有中央一贯到底的，也有各级层层监管的。《三国演义》上张飞一怒之下鞭打的那个督邮，就是郡里专门负责监察县级官员的监察官。每次下来巡视，县里都要毕恭毕敬地接待，稍有不周，自家的乌纱帽就悬了。给了督邮一顿鞭子，刘玄德的县尉就只好挂冠了。这样的故事，还是小说，但后来的陶渊明，在做桃源令的时候，就真的因为不乐意低三下四接待督邮，只好事先挂冠而去，回家种地了。
在实际的官场生活中，刘备和陶潜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凡是来巡视的官员，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基本上都能受到热情接待，连吃带拿是必须的。是封口，也是填嘴。如果人家是专门针对某一项控告来的，那需要孝敬的银子一定少不了。这样才能回去报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让下界保平安。唐代和明代，皇帝喜欢派宦官下去做监督，监这个，督那个。凡是被派了监督的地方，事先就准备好一份大大的好处，让监督者分肥。所以，凡是上面派下来监督巡视的，就一定可以得到分肥的好处。从来如此，没有例外。
这几天湖北省巡视组在秭归县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巡视组是否20天花了80万，是否只是花了11万，还有待最后调查。但网民们心知肚明，政府管接待的人，恐怕也心知肚明。至于说这80万里有没有秭归县的人浑水摸鱼，估计也差不多。接待费用，从来都是这样一笔糊涂账。只是湖北的官人可能会喊冤，到处都这样，怎么单盯住我们不放？就像小说《西游补》里秦桧说的那样，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怎么单盯我一个？其实，只要权力的来源在上面，奖惩的权力也在上面，什么时候，上面来的巡视和检查，监督，或者评比什么的，下面只能好好接待，好好伺候，同时这厢有礼。官员需要监督，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即使在每个巡视的人后面再派一个人，最后也一样会被收买。大不了分肥的名单上再添一人便是。
（责任编辑：张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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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1 01：35：01 浏览 151875 次 ｜ 评论 240 条
“特供”造就地沟油
2011…9…20 ft
食品安全频频触及底线，是社会道德底线失守、监管制度形同虚设的强烈信号。
中国可能五分之一的食用油用地沟油充数。有推算称，用全国每年食用油使用量减去每年国内食用油产量和进口量，两者差值可能就是地沟油的使用量，这个推算的数字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基本上能反映地沟油重返餐桌的全国规模。据了解，2009年这个差值是400万…500万吨，而我国一年食用油的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
地沟油经历十年屡屡占据新闻头条的历史，现状仍未改变。反省的原因不出所料，食用油标准失当，各部门边界不清，卫生、质量监督、工商管理、环保、市政、城管、公安等诸多部门相互推诿，都成为地沟油屡禁不止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在反省中被遗忘。
包括地沟油在内的食品安全，到人人恐慌的程度，与市场的权贵属性官不可分。
监管部门不作为，使民众失去区分安全食品与不安全食品的信心，只能把所有的食品都打上安全问号。
这时，市场会有两种做法。一是在民众督责下，使监管部门厘清责任边界，重新设定标准，严格执法，换取民众对食品安全与政府监管部门的信心。有关方面在做，公安部门对地沟油的打击就是案例，但相比泛滥的“化学食品”，质监部门、工商部门的作为少得令人绝望。二是恢复权贵特供经济，与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
权贵特供经济，是将官员食品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运用权力使官员成为低价绿色菜的受惠者。官员利用权力把自己排除在有毒食品的受害群体之外，从青菜、j蛋到牛奶，可能都存在特供体系。《洛杉矶时报》9月16日的报道说，在北京顺义的一座农场，1。8米高的铸铁栅栏环绕周围，农场的滑动铁门有保安把守，只对特定的一些轿车敞开，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农场。据附近一位村民说，这座农场只向官员们提供产品，它种植的有机蔬菜并不向公众出售。特供菜的有限产出被供应给了政府官员、以及顶级运动员、驻华外交人员和其他精英阶层的餐厅。
特供范围可能下移，每一级官员都会如法炮制，让自己成为有毒食品中的安全孤岛。9月16日，新华视点报道，浙江丽水遂昌县的绿色农产品基地保障了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内部供应，因而变成“特供”农场。报道指出，遂昌高坪乡高坪村“桃源尖”牌的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是一些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农业厅以及上海黄浦区环保局等一些外地政府机关，都是这里的定点用户。当地农业局进行了反驳，但网络上依然群情汹涌，这片深山里的绿色桃源，被贴上权贵的标签。
腐败的特供机制，是封建时代“御用”思维的当下投s。在特供思维中，没有市场意识，缺乏现代管理理念，有的只是权贵权力在食品领域弥漫的一股腐烂之气。如果市场权贵难以制止，假以时日，中国将回归低价而质优的特供体系，御用菜、御用茶、御用陶瓷等层出不穷。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御用体系从未停止，特供陶瓷等均已曝光。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三十年之后，却依然要靠特供体制保障食品的绿色与安全，是对市场经济的讽刺，说明缺乏对市场规则的驾驭能力，而只能保一己之安全。最终，这一方净土必然阻挠公平市场的进程，成为中国市场建设中的最大拦路虎。
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相比权贵的特供经济少些腐败之气，多了暴富的骄矜之气。许多有钱人在市郊农场中租几分地，包几个菜农，关起门来“直供”绿色食品。
绿色蔬菜农家乐，本可以成为前景光明的产业，却在泛滥有毒食品的衬托下，沦为暴发的盛宴。城市中人可以到农村种菜消除疲劳，可以将自种的绿色蔬菜发展成庞大的市场，但这一美妙的设想难以实现，一旦离开熟人社会的信任感，消费者对贴上绿色标签的食品照样不信任。
大多数时候，在食品恐慌倒之下，绿色蔬菜的小规模种植，成为小农经济的复归。诚信的缺失，使人们认为其他行业的人都是投毒者，人们对改变体制感到悲观，宁愿回到自己动用、丰衣足食的小农经济时代，导致社会整体交易成本直线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