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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当然没有陪同黄以恒调研，但他作为常委参加了合安经济形势分析会，五大班子全体成员都参加了。郑天良这个常委按说应该是常务副县长，可他却管民政局、地震局、老干部局这些部门，角色既别扭又有些不伦不类，乔岸答应过适当机会调整分工，可直到乔岸退到县人大当了主任、田来有将工业区分管得快要全军覆没了，也没有调整他的工作，郑天良觉得王桥集实验区客观上已经成为他失败的永久性标记，就像刻在脸上的“刺青”一样无法抹去。
下午，静坐示威的下岗工人们离开了县政府大院，他们领钱去了。黄以恒并不知道上午发生的这一幕。
县政府会议室里气氛凝重，空调里吹出的冷风让所有的人都不再出汗，但他们都听到了冷气进入毛孔时丝丝入扣的声音，黄以恒看到所有的人都打开了笔记本，又看到了一张张绷紧了的脸，他很轻松地开始调研分析，这种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令郑天良钦佩不已。
黄以恒说：“这次来合安，既是调研，也是来看望以前的老同事、老领导、老朋友，看到同志们精神饱满、工作兢兢业业、思路清清楚楚，我感到高兴，也深受鼓舞。通过两天的调研，我有这样几点感受，一是合安的班子是团结的战斗的富于开拓精神的班子，是有凝聚力的班子，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二是合安在工业企业深化改革、农业产业化调整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思路明确、措施有力、行动迅速、成绩显著；三是合安的人民群众思想解放、观念超前、顾全大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有这一切，都是合安县县委县政府总揽全局、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的结果。
合安的商业发展在全市仍然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五条商贸大道形成了以百货、五金、建材、农产品、医药五大类的规模经营，这在全市乃至全省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工商税上交地税这一块占全县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以马坝乡传统蔬菜种植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酱菜加工厂达六十多家，其中合和酱菜已成为华东地区的知名品牌，仅合和一家每年就向县财政贡献三百多万。这个功劳应该要记在郑县长的头上，因为马坝乡的蔬菜种植和酱菜加工业是从郑县长手里发展起来的。还有东店的水产养殖业、王桥集的优质水稻种植业都已形成了规模，农民的收入成倍地增加，我看了一些农民新建的别墅，电话、彩电、冰箱、摩托车，还有不少农民买了汽车，人均住房达到四十多平方，比我们当县长当市长的还要阔绰。这就是成绩，这就是变化。
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目光要从困难中看到前景，要从成绩中找出差距，偏执一点，都会使我们盲目悲观或得意忘形。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所以合安的主流是好的，但也有问题，主要是国企改革这一块。合安国企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既是合安的，也是全市的和全国性的，目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所以我们今天要单独提出来进行分析，我的意思是今天下午这个会要开成找问题的会、分析问题的会、解决问题的会，我不定调子，主要听大家发言，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尖锐的问题都要摆出来，不要回避。说实话，讲真话，实事求是。“
县委赵根苗书记干了六七年，毫无提拨的迹象，有人说他姑父原来是省人大副主任，所以就从市里下派到合安任职，本想过渡一下有所作为，但其姑父因为经济问题提前被革职，再加上这几年合安县经济始终没有质的飞跃，所以提副厅级就变得非常缈茫起来了。这些传说是真是假很难说，因为现在一些小道消息水份太大，有点像瞎子算命一样，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赵根苗是从市医院赶回来陪同黄以恒调研的，据说他的胆囊的确有问题，所以他在发言时就说：“我虽然胆出了问题，但我的心还没坏掉，脑子也还能正常运转。黄市长给了我们很多鼓励，使我深受感动，因为黄市长知道我们在县里工作的难处和艰辛，这种安慰对我们在焦头烂额的困境中来说无疑是打了一支强心针。正因为黄市长能够理解我们，所以我就把合安的问题作一个真实而严峻的汇报。我们的财政收入是一点二亿，而可用财力只有八千万，行政事业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工资、下岗工人生活保障金就需要九千多万，工资缺口一千多万，办公经费无处支出，市政建设分文没有，吃饭财政是保证不了的。吃饭保证不了，导致了公安乱罚款、乡镇乱摊派、教育乱收费，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县里也没办法。百分之七十的乡镇发不出工资，县直工资拖两三个月纯属正常，上面只是下文件涨工资，可我们没钱发，这种调资等于是上面请客，下面买单，可我们哪有钱买单？这两次调资全县都没兑现，老干部们只知道叫我们下台，谁又知道我们的压力有多大。黄市长只调研了几个好的乡镇，而大多数乡镇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说句难听话，现在有些乡镇就是靠乱收费活着的，一旦费改税了，乡镇一级财政就彻底崩溃了。你现在要处分乡镇长，他们诉起苦来能流泪。县城国有企业这一块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也想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你想卖都卖不掉，本县的资金不愿投进来，外面的资金不敢投进来。我们愿意拿出最优惠的政策，三年减免税收都行，但就是拉不来资金。工业区的企业只有缫丝厂目前江苏一家企业有意向进行投资，但他们要控股，一控股，我们就没有主动权了。其他企业一点合资参股意向都没有。工业区只有碧源啤酒厂一家还在生产，但生产一天就亏损一万二千多块，不生产不亏损，我的意见是能不能先停下来，等找到合作伙伴了再说，我们实在耗不起了。”
如果说黄以恒的话还有点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话，赵根苗的话则根本没有辩证法的意思，而且几乎是毫不含蓄地要求将黄以恒重点扶持的啤酒厂停产，黄以恒春天在全市工业会议上就强调过，国企改革要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要扶持一些重点企业，要保住支柱性的产业不能放松，赵根苗的话很显然已经在跟黄以恒唱对台戏了。
黄以恒平静地听着，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情绪和不满，他手中转动着红蓝两色铅笔，说了一句：“根苗同志的意见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这是最基层最真实的声音。下面还有谁再谈谈自己的高见。”
按说下面应该是宣中阳发言，宣中阳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发言，沉默了好几年的郑天良却站了出来，这使许多人就像吃烤鸭的时候突然发现酱红色的烤鸭从盘子里站了起来而且发出嘹亮的叫声。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到了郑天良将手里刚抽了两口的香烟按灭在烟缸里：“我来说两句”，郑天良半路杀出，大多数人都在惊愕中皱了一下眉头，他们相信郑天良人嘴里吐出来的肯定是狼牙，因为郑天良压抑了这么多年，总算等到了工业区四面楚歌的这一天，然而，所有的人都失望了，他们像面对一串几百年前的密码一样无法破译。郑天良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似乎早有准备，他说：“我虽然没有参加调研，这几年也没分管工业，但我对合安的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还是有一些认识的，我认为黄市长对合安的分析与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县委县政府应该发文全面学习和贯彻黄市长调研期间对我县经济形势所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把黄市长的讲话精神贯彻到我们的思想中，落实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全县的干部群众要以黄市长这次调研为新的起点，全面开创合安经济的新局面。抓大放小是一个原则，就像四项基本原则一样不能动摇，我们即使再困难也要保证啤酒厂的正常生产，不能将我县的标志性企业停下来，停下来不仅影响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更是违背了黄市长年初在全市工业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性方针，所以我不赞成啤酒厂停产。困难是暂时的，工业区和啤酒厂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符合经济改革潮流的。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连啤酒厂这样的企业也任其自生自灭，要政府干什么？就是要办大事，抓实事，攻难事，回避困难等于是临阵脱逃，我认为如果形势好转后，工业区的其他企业都要重新运转起来，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黄市长的直接关心下，我们的工业区一定会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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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的话像一磅炸弹在会议室里爆炸了，赵根苗书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郑天良，田来有副县长目的很不明确地朝郑天良笑了起来，而郑天良却专注地看着黄以恒的表情，黄以恒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只是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我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
郑天良为这样一次公开的表态已经酝酿好几年了，他知道这样的表态使自己几十年来所捍卫的某种原则彻底报废，但如果报废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他的记忆，他必须硬着头皮粉碎自己，这是一种就着蜂蜜咽下苍蝇的感觉。屋外的阳光很猛烈，郑天良面对着空调，脸上还是冒出了一些汗来，这使他的平静的脸色逐渐歪曲成一种掩耳盗铃的夸张表情，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没想到黄以恒居然对他的讲话没有一句评价。郑天良重新点烟的时候，打火机与烟卷之间差之毫厘，以为点着了，但嘴里吸不到烟味，如此反复三次，火与烟才真正亲密接触。郑天良贪婪地吸了一口烟，烟雾笔直地深入肺腑，胸中的烦燥开始平息。郑天良相信，他的这番话不可能不触动到黄以恒内心，只是黄以恒作为市长从来都是镇定自若，不轻易流露出情绪罢了，这是高级干部的基本素质。所以郑天良就对自己的这番话有了一些把握。他觉得黄以恒如果能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心悦诚服，并且感受到自己真心诚意地向他示好，总比与跟他唱对台戏要好。因而郑天良耸了耸肩，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脸上更加合理地平静起来，就像他跟王月玲最初剥光衣服一样。他觉得背叛意志比背叛r体还要容易些。
宣中阳是跟在郑天良后面发言的，他所讲的话等于是将黄以恒的话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注解或翻译，他强调指出黄市长来合安调研是市委市政府对合安县的关心和支持，是黄市长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合安县干群开拓进取战胜困难深化改革的前进动力，在谈到具体改革方案上，他坚持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本思路，“中小企业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四十的改造，并理清了产权关系，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小企业改造中，有的是参股，有的是政府放弃了控股权。如何放小，我的理解是没有前景的小企业干脆就卖掉，根据投资比例，分清债权债务，政府帮助投资者处理好与银行的债务关系，优化投资环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转让股权中必须保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在原企业就业，这是一个政策底线，如果中小企业改革不能保证工人的利益，我们就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家和大款们服务了。另一个原则就是抓大，这个大一定要抓住，工业区内的七大企业是我县国企的象征，无论是采取合资合作或股份制产权转让，都必须坚持由政府控股，这是主权问题，小平同志讲主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如果我们连大企业都卖光了，我们就等于是败家子，人民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对碧源啤酒厂要实行政策倾斜，政府要出台扶持政策，在目前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发动全县城乡人民喝我们自己的‘碧源’啤酒，将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和县直各机关单位事业团体，将啤酒任务与党政干部的考核与考绩联系起来，只要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扭亏解困的目标。”
田来有也说了与宣中阳同样的话，人大主任乔岸与宣中阳的意见也基本相同，只是提出了啤酒厂除了要扶持之外，还要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要积极开拓市场，想办法引进外面的资金，也可以加入大的啤酒集团，用人家的品牌。调研会很快就开成了表态会，除了书记赵根苗一个人外，意见惊人一致，即工业区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体面地有尊严地办下去，合资合作都可以，但绝不出卖主权，标志性企业碧源啤酒厂不仅不能停产而且要把品牌打出去。
其实在这种场合，黄以恒是不需要表态的，这既是他调研后的慎重，也能看出下级对他态度的揣摩是否深刻透彻，和平年代当领导的权威不是体现在呼风唤雨上，而是体现在下级对上级的能否及时心领神会上，这种心领神会就像爱情一样含蓄而美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心有灵犀，水r交融，所以说那些看上去咄咄人吒咤风云的人要么是小官，要么是肯定当不了大官。
黄市长最后总结性的发言当然也不会表态，尤其是对敏感的工业区七大企业。他先说了这次调研很成功，收获很大，听了大家的话以后，很受启发，回去后他要将一些具体的情况与体改委和政研室的同志们进行分析研究，要向市委常委会进行汇报，然后再拿出全市工业企业改革下一步的具体措施来，他最后说了一句：“市县两级重点扶持的碧源啤酒厂今年亏损部分市里补贴两百万，这是年初就定下来的，我回去后让资金立即到位。”
听话会听音的人已经从这句话里弄清了黄以恒的基本态度，这是当官的基本功，就像一个站在水边钓鱼的人，看到一个水花就知道了鱼在什么位置，更像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接到一张异性的电影票就能立即意识到爱情已经开始了，只是有的人功夫好反映敏锐，有的人天生迟钝，这种区别将会使一些人一辈子钓不到一条鱼，活到八十多岁也没经历过一次辉煌的爱情。
黄以恒认为人开窍有早有晚，发育快的孩子从小学就会给女生递纸条了，而像他这样的人到年近五十才开窍，而这个年龄窍门一开，就会突飞猛进地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行动上也就更加果断和勇敢。不开窍的时间很长，而开窍却是一刹那间的事，有如神示，灵光乍现，一秒钟之内完成了。
会议结束后，赵根苗拉着黄以恒留在会议室里单独说了几句，他诚恳地对黄以恒说：“黄市长，我不是存心跟你唱对台戏，这是我真实的个人想法，也不是代表县委县政府说的。”黄以恒很随意地说：“你解释这些干什么？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就这么脆弱吗，只听好话，不听刺耳的话，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本来就是讨论和分析，各抒已见畅所欲言。”黄以恒岔开话题问：“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回去后找市人民医院的专家权威们给你会诊一下，拿出一个详细治疗方案来，千万不能将身体搞垮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反革命的本钱。”
赵根苗说：“感谢黄市长的关心，我的身体真的有点吃不消了，你看能不能让我回市里，要是身体还能干的话，就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岗位，人大政协都行。确实是身体撑不住了，我提前退下来，让宣中阳放手干，他年轻，有朝气，也有经验，我总不能占着茅坑不撒n呀！”
黄以恒说：“宣中阳就是太年轻了，所以市里还不放心，你作为老同志，多带一带他，同时你也要多注意休息和养病，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
赵根苗很绝望，他觉得黄以恒的态度是既不让他多干，也不让他不干，有了成绩是宣中阳干的，出了问题他有领导责任。
这时，黄以恒的秘书喊他上车，晚上县委县政府在蓝湖宾馆宴请黄以恒。
赵根苗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看着黄以恒的背影发呆。会议室里烟味很重，空调忠于职守地继续吹着冷气。赵根苗走过去关上空调，屋里立即就闷了。
晚上蓝湖宾馆“望月厅”摆了两桌，黄以恒说大家一起吃一个工作餐，所以宣中阳只让办公室安排了简单而朴素的四荤四素几个菜，酒喝的是本地的“合安特曲”和“碧源啤酒”，财政如此紧张的形势下大吃大喝是不得人心的，所以黄以恒对县里的安排很满意，他对身边的宣中阳和乔岸说着一些很私人的话：“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在走钢丝，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个一把手能睡上安稳觉，改革是一场革命，革谁的命？其实最先革的是领导干部的命，工作越来越难做，是因为权力越来越相对化。不知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宣中阳和乔岸都说确实如此。
席间，黄以恒站起来向大家一一敬酒，酒桌上不谈工作，气氛也就轻松了许多。在敬到郑天良时，黄以恒说：“老郑呀，你的肚子也挺起来了，可要注意三高呀。”郑天良跟黄以恒碰了一下杯：“我的血压血脂和胆固醇刚做过检查，医生说有点偏低。”郑天良说得很谨慎，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面对着亲切而威严的老师，黄以恒说不高就好。
宣中阳过来跟大家敬酒时，总说这样一句话：“菜不好，但酒要喝好，饭要吃饱。”大家就都说宣县长像一个吝啬的农民在招待乡下的穷亲戚。黄以恒接上去说：“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要敢于过穷日子，要有勇气做穷亲戚。延安时期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口袋里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
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郑天良的手机响了，是赵全福打来的，他要郑天良跟黄市长说一说合和厂回迁的事，谈完后他开车去接郑天良到红磨坊喝茶。郑天良说了声行，就关上了手机。
吃完饭，黄以恒回宾馆二楼的套间，郑天良也跟了过去，他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