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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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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子的门敲响了,开门后,打开灯,进来一男一女。郑天良睁开眼发现耿天龙和沈汇丽抬着一个纸板箱进来了。郑天良的妻子忙着让座倒茶。郑天良看着纸箱子上有“21寸飞跃彩色电视机”字样,接着他又看到了沈汇丽洁白的牙齿在幽暗的灯光下像一把锋利的匕首,脸上的笑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人会想入非非。沈汇丽甜甜地叫了一声:“郑县长好!”郑天良居然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算是一种礼节,他也没有了对耿天龙的敌意和愤怒,他给耿天龙递上了一支烟。乡下有一个规矩,叫伸手不打送上门的脸。这一点郑天良是很清楚的,更何况现在查明耿天龙并没有问题。

    郑天良语气平和地说:“耿局长,小沈在商业局做什么工作?”

    小沈抢上来说:“报告郑县长,我现在在商业局搞工会工作,逢年过节,组织职工开展文艺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郑天良说:“很好,这才是专业对口。耿局长你这真是‘内举不避亲’呀。”

    耿天龙讪笑着:“商业局以前在全县职工汇演中都拿不到名次,小沈来了后,差不多每年都是第一名,商业局是县里的第一大局,榜上无名面子上过不去。”

    说话的气氛很轻松,郑天良甚至还跟沈汇丽开了一句玩笑说:“你要是出去当歌星,我看也不比邓丽君、李谷一差,到时候,我们想跟你照一张相,恐怕都要提前三个月打报告。”

    沈汇丽愉快地反击郑天良:“郑县长,你拿我开心。当明星,有缘无份,有心无命,所以只能在表姑父手下混一口饭吃了。”她扭过头望着耿天龙说,“其实,我真想跟小强他们一起去做生意。”

    郑天良说:“你放着国家干部不做,当什么个体户,大材小用了。”

    沈汇丽说:“郑县长真要是觉得我是人才,你就提拔我嘛。当不了县长,当个文化局副局长还是可以的嘛。”

    郑天良说:“看不出,你还是个野心家。”

    大家说说笑笑,没什么当真的,也就有些随心所欲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郑天良就对耿天龙挥挥手说:“这彩电你还是带回去吧,先让那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们看上,前天政协余副主席还问我要彩电,我说等明年计划下来统一安排。”

    耿天龙说:“郑县长,这台是先给你的,分管商业的县长连彩电都还没看上,人家会说我对年轻领导不重视,不尊重。而且我又不是送你的,两千二百块钱,一分钱也不能少。”

    郑天良说:“重视不重视不在于看上没看上彩电,而在于工作上是不是相互支持。我历来把工作关系看成是上下级之间的最重要的关系。”

    耿天龙说:“我也是这么看的,现在也查清楚了,我没问题,没往你脸上抹黑,所以我才安排一台彩电给你。要是真有问题,那我就是贿赂了。”

    郑天良说:“耿局长,你也不要给我冒充神圣,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年的计划彩电本来就没有我的份,你现在送过来一台彩电,这不是特权是什么?”

    耿天龙还想解释,郑天良说:“明年你不给我计划,我也要自己给自己争取一台计划,但现在,你唯一对我尊重和重视的就是,把彩电搬走。”

    耿天龙打了一个电话,一个小伙子敲门进来将彩电搬走了。耿天龙说这个小伙子就是我儿子耿伟强,耿伟强连声说:“郑县长好!”他熟练地给郑县长敬上“牡丹”烟,郑天良看到了小伙子手指上戴着很大的金戒指,金戒指就像一个商品的商标一样注解着小暴发户们必不可少的富有和庸俗。

    第二天早上,黄以恒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这在官场上也是不合规矩的,一般说来,无论什么事,都是下级去上级的办公室。所以黄以恒进来的时候,郑天良就很客气地让座,他们共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而不是像对其他人那样,郑天良端坐在办公桌前,让下级明显处于一种俯首称臣的位置上。郑天良基本规矩还是明确的。

    黄以恒接过郑天良的烟,说:“老郑呀,你上次的提醒是非常及时的,‘五八十’工程如果不请专家论证的话,真还不知要犯多大的错误呢。从省社科院、省计委和体改委请来的专家学者们基本上肯定了我们‘七五’发展的战略思路,但在五条商贸大道的建设标准还有亿元乡镇亿元企业的内涵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效益指标还有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等问题提得很细。”

    郑天良总觉得黄以恒的话里还是充满了肯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但他不愿在这个场合为工作的事再争个不休,他希望拿到县长办公会上去讨论。郑天良只说了一句:“人大能通过吗?”黄以恒说:“人大要做改革的动力,而不会做改革的阻力。我会跟人大的各位常委们打招呼的,在关键问题上,人大和政府要保持一致。”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话里有话,但他不再争辩。黄以恒又掏出一支“中华”甩给郑天良,并给他点上火,他好像很随意地说:“耿天龙的事没必要大动干戈,纪委、反贪局都去人了,也没查出问题,很被动呀!”

    郑天良发现这才是黄以恒礼贤下士的真正动机,于是也就当仁不让了:“没问题就不应该怕查,查清了后更证明了他是光明磊落的。如果有人要查我在马坝的事,我是不会有一点意见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看没那么严重。”

    黄以恒说:“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老郑呀,你是多年的领导干部了,我们既要严格要求下级,但也得学会爱护和保护下级,工作主要是靠下级干嘛。老耿是老同志,很讲面子,你去一查,局里都说老耿犯错误了,唾沫星都能淹死人,这也是中国国情。当然了,真的违法乱纪,那就必须依法办事。这一点含糊不得。”

    郑天良说:“耿天龙的事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他只是从报表上看没问题。反正我在马坝乡这几年是没见到过有彩电票分到我们手里的,自行车好像有几辆。但报表上反映每年都分了一到两台彩电,究竟是商业局没分下去,还是分下去被我们乡政府干部贪污了,还要调查。”

    黄以恒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要快一点。下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讨论,不能总被这花花绿绿的电视机捆住手脚。”

    黄以恒走了没几分钟,政府办送来了转“郑天良副县长亲收”一封信。

    信是以“部分反对官倒的正义群众”名义写来的。信中揭发了耿天龙这三年来,造假报表,私自贪污了计划彩电七十六台,如果按每台比黑市平均高八百块钱计算,总共倒卖贪污六万零八百块钱,贪污计划冰箱四十二台,倒卖差价一万三千六百块钱,贪污计划自行车一百二十四辆,倒卖差价一万二千四百块钱,这些货全部都给了他儿子耿伟强。检举信中有一些很情绪化的内容,诸如耿天龙如此贪赃枉法,目无纲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

    检举信中还将十几份出库单的复印件都寄来了,上面有耿天龙的批示,“同意调拨”等字样,这些调拨单显然是去向有问题,因为一般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都是凭票在商业局所属的“百货大楼”买货,不存在批条子调拨一说。

    郑天良站起身来,打开窗子,窗外阳光正好。他首先想到的是,此事要让检察院直接介入了。

    郑天良将这封举报信送到了黄以恒的桌上。黄以恒正在打电话,他放下电话时脸色极其难看,他对郑天良说:“柳河大桥的款子又出问题了,省交通厅说好的计划拨款八十万,现在又说什么桥不在国道省道线上,简直是刁难!我究竟要烧多少柱香,这项拨款才算合法?”,黄以恒从烟盒里拨出香烟扔一支给郑天良,自己点燃一支,大口大口地吸着:“老郑呀,我们这七品芝麻官真不是人干的,你说上面那些官僚们怎么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郑天良没正面答话,就将举报信递到黄以恒的面前,黄以恒看了几眼后,轻描淡写地说:“商业局是你分管的,你全权处理吧。我马上还要去省城一趟,这钱拿不到手,桥就建不成。”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出发。

    郑天良说,“我的意见是让司法部门介入。”黄以恒说,“你看着办吧!”

    宣中阳进来说车已经准备好了,黄以恒转身就走了。

    郑天良将耿天龙召到办公室,他想核实一下,以免被动。可核实是根本不可能的。耿天龙说:“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没有问题。”

    郑天良扬起手里的检举信说:“那么这信上说的都是诬陷你了?”

    耿天龙不动声色地坐在郑天良面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许多人事情不能干,诬陷的本事一流,搞阶级斗争更是一把好手。没什么奇怪的。”

    郑天良发觉耿天龙一语双关,他被刺了一下,就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些事实明摆着,还有什么抵赖的?马坝乡从来没有见到过你发的彩电票,还有这些调拨出去的彩电冰箱自行车都到哪去了?”

    耿天龙说:“是有些出入,但那是特殊需要调拨的。”

    郑天良步步紧:“哪些特殊需要。”

    8

    耿天龙说:“反正不是我,我也不便说。”

    郑天良拍桌子了:“是你儿子需要,当然不便说。”

    耿天龙说:“郑县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些调拨彩电不是在你分管期内发生的,从组织纪律的角度,我是不能对你说的。”

    郑天良火了,他指着耿天龙的鼻子:“你胆大包天,贪赃枉法,七八万的差价就在你批的条子下被套走了,你的权力是谁给你的?我把你送到牢里去!”

    耿天龙说:“那好,你让公安局来把我抓走吧!”

    郑天良向县委陈书记汇报了情况,陈书记说:“我同意让检察院介入,黄县长从省城回来后,我再向他通报。”

    当晚,耿天龙就被“隔离审查”了,等到黄以恒三天后从省城回来后,耿天龙已经全招了。他说给他儿子批的彩电是二十六台,冰箱十一台,自行车三十六辆,其余都是黄县长、前分管刘副县长、于部长还有其他县领导调拨走了。耿伟强倒卖的彩电都是夹在县领导的调拨单中每次扣留几台,从来没有单独为儿子批过彩电。

    耿天龙放出来后,停职反省,等候处理。

    郑天良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就耿天龙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结论是耿天龙在“隔离审查”时的交待是基本准确的。至于县领导批的彩电冰箱都到哪儿去了,黄以恒在会上说:“我这几年共批过十四台彩电,其他同志也批过一些,这些耿天龙都向我汇报过。我们这些县长书记搞钱也不是太难的,我相信大家不会相信我们去倒几台彩电赚钱的。这些彩电冰箱都用于我们县里的工作中去了,不送能行嘛,项目从哪儿来,资金从哪儿来?有时去送这些紧俏商品还得我这个县长亲自送上门,在这个小范围里我讲句难听话,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送上门的婊子。东西送了,我们能不能把那些人讲出来呢?如果陈书记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就一个一个地写下来,写下来后,我就辞职,因为此后县里的什么事也别想办成了。这次去交通厅也少不了要活动活动的,具体内容我能讲吗?反正现在八十万已经批下来,柳河大桥就要上马了,两岸六万多群众再也不需要坐船过河了。”

    黄以恒一通慷慨陈词后,常委会上大家都不支声了,陈书记说:“我今年马上就要下了,平时我主要是抓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县里工作以恒抓得多,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今天这个会不是要大家来交待问题的,以恒这一点你要明确。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说清楚就行了。主要是讨论耿天龙处分的问题,检察院在等我们的批示,只要县委同意,他们马上就可以批捕。”

    郑天良说:“我认为一切按法律办。除了县里工作调拨的外,他私自截留给他儿子耿伟强倒卖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差价案值近三万块钱。”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让耿天龙将差价部分退出来,然后再给予一个党纪处分。郑天良站了起来,他声音提高了八度:“如果耿天龙不依法处理,将来还会有许多个耿天龙接着贪赃枉法。”

    黄以恒说:“老郑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这个案子比较复杂,许多东西拿到法庭上,我们县委县政府也要当被告的。如果觉得这不会有损于县委县政府形象,如果我们当被告有利于我县的改革开放的大业,我倒不在乎上法庭为自己辩护。”

    陈书记摆摆手说:“这件事,我看就这样处理吧,让耿天龙将差价款退出来上交县财政,然后让他提前退休,反正他也快到了。组织部于部长代表县委将这一决定向他通报一下,把问题讲透,他应该是能接受的,也不再搞什么党纪政纪处分了,都一辈子下来了,晚节不保,可惜了!”

    黄以恒说:“为了淡化处理这件事,最好叫他打一个因健康原因而提前退休的辞职报告,影响要小一些。”

    对此,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郑天良没说话,他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是发生在梦中,又像是发生在来世。夜已经很深了,窗外马路上,馄饨挑子敲着竹筒发出了单调而孤寂的声音,一些打麻将回家的人在夜色中匆匆经过,夜风掠过他们赌输了的脑袋。

    耿天龙的政治生命在这个夜晚的宁静中,被馄饨挑子的竹筒声敲碎了。那天晚上,放出来的耿天龙在家里温暖的被窝里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空气特别潮湿,春雨蒙蒙中树在悄悄地发芽,县城和县城人们的脸上终日裹一层雨雾,湿漉漉的,能拧出水来。

    我父亲带着老家的村支书洪宝和一个穿伽裟的僧人提着一壶香油和两只鸭子敲开了我舅舅郑天良家的门。我父亲放下鸭子向我舅舅介绍迦裟僧人说,“这就是玄慧寺刚来的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双手合十行佛门大礼。

    我父亲说悟能法师是从九华山过来的高僧,修行极高,能看来世,能断生死,在他眼里“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世上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父亲说得深情并茂,一脸的虔诚和膜拜的表情。我舅舅郑天良对家乡来的人总是很客气,他让坐递烟并招呼舅妈上茶。只是对眼前这个僧人并没有什么良好印象,他不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而这个外来的和尚不仅会念经,还念出了让我舅舅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愤怒的歪经。悟能法师双手合十,稳如泰山地说:“自此经年,吾国时运不济,郑先生也逢乖蹇,故玄慧寺当重兴千载之佛法,镇邪驱恶,方国泰民安,逢凶化吉。”

    我舅舅被悟能法师文白夹杂的凶言咒语逗得笑了起来。

    村支书洪宝说:“郑县长,玄慧寺要显灵,最少得先修十二间大殿,还得将佛像重塑,观音佛如果不能做成铜的,就先用水泥做胎再刷金粉,然后才能正式开光。”

    我父亲接着说出了此行的实质性的目的:“实在要是不能全建的话,最少也得批六万块钱。”

    我舅舅郑天良脸色挂不住了,他对洪宝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带头搞这些名堂呢?”

    洪宝脸涨红了,他说:“郑县长,我们知道你为官清廉,村里从来没找你开过后门,我是以村支书的身份向你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费。我听收音机里讲,中央还拨钱修西藏的布达拉宫哩,在悟能法师那里叫支持宗教自由,在我们共产党员这里,就是保护文物了。”

    我舅舅说:“你这是乱弹琴嘛,县里的经济建设都没钱搞,现在还搞什么修庙。你说中央支持,你就找中央要钱去,反正我这里没有。”

    我父亲、洪宝和外来的和尚碰了一鼻子灰,落荒而逃。

    这一年还真出事了。先是胡耀邦突然去世,紧接着北京和全国各地就有了许多学生上街游行,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些长着胡子的人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们打着这些旗号,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党和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因为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现在要让我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当然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全国人民都不愿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了,更何况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还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合安县六十八万亩小麦在田里开始抽穗的时候,北京戒严了,一些学生提前回到了家里,他们带来了许多真真假假的消息,脸上的表情非常恐惧。又过了一些天,在麦收的日子里,人们在电视里听到了北京的枪声,闹出了人命,反革命暴乱一个晚上就被镇压了。小县城里人心惶惶,而乡下的农民们不管外面多么热闹,他们继续收割小麦,他们的未来在希望的麦田里。

    省里的魏廷旺副书记也从电视上消失了,据说他与这场动乱有关,具体情况不得而知。郑天良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多少震惊,尽管小县城政界的人们都说郑天良是魏廷旺副书记的人,后台比黄以恒的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