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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家门口，他对闻讯赶来、手持武器、群情激动的支持者发表演说：“冤冤相报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以和平对待暴力，记住基督耶稣说过：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无论那些白人对我们怎样，我们要爱他们，如同兄弟。耶稣不是说过‘要爱你们的仇敌，为迫你们的祷告’吗？我们要以恩报怨，以爱报恨。”
12年后，这位“非暴力抵抗”的倡导者，死在枪弹的暴力之下。这当然令人想起马丁·路德·金所钦佩的印度国父圣雄甘地──他作为“非暴力抵抗”的首创者，也死在枪弹的暴力之下！
于是，有不少人得出结论说：非暴力主义是软弱的、无效的、注定要失败的！它的两位最著名的鼓吹者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最好的例子！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失败了吗？他们用生命去实践的主张是失败的吗？是无效的吗？是软弱的吗？
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古话“勿以成败论英雄”，是出于良知的智慧，而“历史由胜者来书写”，是人类社会的耻辱。
即便我们只采用世俗的“成败观”来评判这两个人物和他们的主张，我们也无法抹煞这些基本的事实：
就甘地而言，他比任何别的印度领袖都动员了更多的民众，他用最少的人命牺牲赢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功！他以最低的代价（或伤亡率），以和平的方式，最有效地摧垮了一个统治方式最有效的殖民帝国的长期统治！他那副瘦骨嶙峋的身躯包含着的精神力量之强大，使得那个作为世界霸主的敌人也肃然起敬，不但多次把他从阶下囚尊为座上宾，而且至今把他的塑像同诸多英国伟人一同安放在伦敦的蜡像馆中！他不但成了印度的伟人，也成了世界的伟人，他的思想和典范不但属于印度，也属于全人类！
就这本书的主角──马丁·路德·金而言，他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但赢得了蒙哥马利城公共汽车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而且赢得了全国全世界对伯明翰市黑人运动的关注和同情；不但胜利地组织了向首都华盛顿的大进军，而且深深地打动了包括总统肯尼迪在内的各阶层白人的心；不但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从法律上正式结束美国黑人的被歧视地位，而且影响了英国国会通过反种族歧视法和反性别歧视法，从长远来说还促成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顺便说说，南非黑人运动的领袖曼德拉，可视为自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之后最伟大的非暴力抵抗倡导者。
至于这些胜利之伟大，以及马丁·路德·金的努力成效之惊人，可以从以下事实略见一斑：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曾在长达三百多年之中被视为当然，被视为有理，所以问题远远不止是法律的禁止与否，而是人们的心理和观念的改变与否，后一件事情人人都明白是最难做到的。然而人们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大学的白人学生暴乱，还仅仅是因为学校收了几个黑人学生；而在20世纪结束之前，白人却早已习惯了大量的黑人官员、黑人警察、甚至黑人部长、黑人军队首脑，更不用说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黑人白人的共同活动，甚至已有了不少白人与黑人的通婚；而在21世纪开始之际，甚至已有黑人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
就马丁·路德·金个人而言，他不但在生前获诺贝尔和平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而且他的生日早被确立为法定全国假日，这在从国父到各界名人的行列中也极其罕见。最主要的是，他也同甘地一样，不但成了他本国良知的代表，还成了人类良知的代表。而这一切所证明的，恰恰是同样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马丁·路德·金的精神力量之强大，恰恰是他和甘地、曼德拉等所代表的非暴力抵抗的精神力量之强大。而这种精神，往近处可以追溯到托尔斯泰和雨果，往远处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的许多伟大思想家，究其本源，还可以追溯到各大文明的创始性人物耶稣、苏格拉底、佛陀和孔子。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就马丁·路德·金来说，他的这种精神之强大，是来源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但他认为基督福音不是个人精神的福利奖券，而是社会公义的实践要求。但在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他认为“爱心是我们惟一的武器”。他说：“‘爱你的敌人’……是指圣经希腊文的agape（圣爱），是无视敌友亲疏、仿效上帝的无私博爱。”这种爱有一种最根本的神学肯定作为存在基础，即“上帝就是爱”。
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强大到不在乎胜利与否的地步──他领导的运动参加者要遵守的“非暴力十诫”中有一条是“要争取正义与和解，而不是争取胜利”。这令人想起林肯的名言：“我关心的不是事情能否成功，而是事情是否正当。”
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强大到视“受苦”为“救赎”，甘愿自己流血牺牲的地步──他说：“要争取自由，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而流的血必须是我们的鲜血……无辜受苦是有救赎力量的，它可以取代欺压者与受压者双方苦毒怨恨的悲剧结局。”这更令人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
这种来自信仰的精神之强大，在马丁·路德·金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就表现为一种道义上的强大或道德上的自强。为他在复杂的处境、艰难的斗争和内心的矛盾中提供了坚如磐石的基础的，正是这种道德自强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任何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来说，是经费的或经济的、武器的或武力的力量都不可比拟的。
马丁·路德·金已经去世33年了。但是，这本书所提供的他的言行，对于当今的世界来说，不是仍值得思索吗？这些言行所树立的崇高榜样，对于当今的人类来说，不是仍值得效法吗？
作品相关 马丁·路德·金（凑字数日后删
一、有关美国黑人的背景资料
1774年，美国的建国者们把奴隶纳入不予进口的商品之列，并直到1783年才废除了奴隶贸易。除两个州外奴隶制被完全废除──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他们因惧怕经济受损而坚决反对。所有北方各州都已早早地废除了奴隶制──最晚一个是1804年的新泽西州。然而南方坚持1845年后加入联盟的新州可以保持奴隶制。
从1830年后，在北方就有一个坚定，但却不那么有效的声音在要求全面废除奴隶制。随后，1861年，11个南方州成立南部邦联，脱离主张废奴的美利坚合众国。南方和北方间的南北战争随之爆发。经过四年的斗争和超过50万人的死亡后，北方获得胜利。《解放宣言》通过了，奴隶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那只是就理论而言。战争已过了一百多年，南方诸州仍抵制为争取给予黑人平等机会而进行的全国性的努力。南方的白人指责黑人导致了战争、失败和贫穷。他们的领袖试图保持其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遗产”。而黑人则没有土地，受不到教育，没有丝毫改善的可能。
1865年4月林肯总统的不幸遇刺意味着失去了以新模式重建南方的机会。旧的南方领导人没有被排除在公职之外，“黑人法案”除最基本的民权和自由外否定黑人的一切。为了对付这种压迫，1866年生效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了黑人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使其得到在法律之下平等的保护。随后的1870年第十五修正案给予所有美国公民以选举权，无论他们的“种族、肤色或是否曾是奴隶”。
然而，北方或多或少在放任南方按他们自己的意愿对待黑人。其结果是，到1895年，实际上所有的黑人都没有得到选举权。在1890年三k党重建之后，情况糟到了极点；在1889年到1919年之间，有近三千黑人男子和妇女受到了私刑。
在20世纪50年代，当马丁·路德·金接掌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权时，大多数黑人仍处于贫穷和低教育状态。每一次进展都受到阻碍。例如，虽然依据法律，黑人可以选举，但在南方诸州却设置了许多障碍──从繁文缛节一直到私刑，结果只有5％的黑人能够登记。
在金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今天，金死了20年后，种族隔离尤其在南方的乡村地区事实上仍存在着。法律声称现在已平等，但存有偏见的白人仍与法律背道而驰。饭店过去只对白人开放。所以当法律判定这样做违法时，饭店干脆关门大吉。在许多南方小镇上现在都没了酒吧、理发店或饭店。那些废除种族隔离的政府学校里只有黑人学生。所有的白人孩子都被带走，进了私立学校。
在某些领域确实取得了进步。在选举法案（1965年）颁布前，在美国只有不到二百名黑人担任公职；到1970年是1469名；1980年4912名，1986年超过了6500人。这仅占美国49万名被推选官员的13％。现有289名黑人市长，28名妇女管理着超过五万人的城市。
贫困的黑人家庭从1959年的55％下降到1987年的约31％；然而在1986年领取食物救济券（以此可以到商店换取食物）的人中，黑人占37％，有45％的年轻黑人要去救济所。1985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仅为白人家庭的55％，所有黑人家庭中有近45％要依靠妇女。1987年，“美国黑人状况”称在北方各州黑人的失业情况：“在诸如底特律、布法罗、芝加哥及克里弗兰等城市，在劳动市场上，黑人，尤其是黑人男性──同白人相比其收入差距可能超过了南方种族歧视最为严重的城市里的最高记录。”
而在另一方面是不容置疑的成功例子──比尔·科斯比在1987年是全世界娱乐业收入最高的人，吸引了8300万观众看他的电视系列节目，赚了近一亿美元。杰西·杰克逊是另一个成功例子──他是民主党竞选1988年美国总统的重要竞选者。流行歌星如麦克尔·杰克逊和蒂娜·特娜的摇滚音乐会遍及全球。其他像管理人员克里弗德·r·华伦，前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最大的养老金基金主席及一名企业家，赫尔曼·e·瓦伦丁，是美洲系统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和总裁。
最终，成千上万的普通黑人进入了中产阶级，获得了医生、律师、银行家、经理和其他职位。据估计到2000年，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非白人──这包括亚洲人、西班牙裔人和黑人──凭着毅力、教育和更大的推动，马丁·路德·金的伟大梦想或许会在下一个20年中变为现实。
（选自《马丁·路德·金传》，汪群译，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三立足道德自强，争取社会正义（何光沪）
年纪稍大的中国人应还记得，1968年春，“文革”还正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发表了一篇“五二〇声明”，全国各地为此举行了由上级组织的大规模游行。很多人应还记得，事情同马丁·路德·金被刺杀有关，而这位马丁·路德·金，乃是著名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事过多年之后，我却发现，不少人居然把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同四百多年前那位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相混淆，而对他的主要主张“非暴力抵抗”，更是懵然无知！1956年，在26岁的马丁·路德·金第一次领导黑人市民，抵制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公司的种族隔离制度时，他就举起了“非暴力抵抗”的旗帜。他号召久被歧视的黑人群众说：“我们要抵抗，因为自由从来不靠恩赐获得。有权有势的欺压者从不会自动把自由奉献给受压者。……权利和机会，必须通过一些人的牺牲和受难才能得到。”但是，“仇恨产生仇恨，暴力产生暴力……我们要用爱的力量，去对付恨的势力。我们的目标，绝不是击败或羞辱白人，正相反，我们要赢得他们的友谊和理解。”
然而，当他回到家里，却接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恐吓电话！再过一段时间，恐吓变成了事实──他的家被炸了！
就在那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家门口，他对闻讯赶来、手持武器、群情激动的支持者发表演说：“冤冤相报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以和平对待暴力，记住基督耶稣说过：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无论那些白人对我们怎样，我们要爱他们，如同兄弟。耶稣不是说过‘要爱你们的仇敌，为迫你们的祷告’吗？我们要以恩报怨，以爱报恨。”
12年后，这位“非暴力抵抗”的倡导者，死在枪弹的暴力之下。这当然令人想起马丁·路德·金所钦佩的印度国父圣雄甘地──他作为“非暴力抵抗”的首创者，也死在枪弹的暴力之下！
于是，有不少人得出结论说：非暴力主义是软弱的、无效的、注定要失败的！它的两位最著名的鼓吹者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最好的例子！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失败了吗？他们用生命去实践的主张是失败的吗？是无效的吗？是软弱的吗？
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古话“勿以成败论英雄”，是出于良知的智慧，而“历史由胜者来书写”，是人类社会的耻辱。
即便我们只采用世俗的“成败观”来评判这两个人物和他们的主张，我们也无法抹煞这些基本的事实：
就甘地而言，他比任何别的印度领袖都动员了更多的民众，他用最少的人命牺牲赢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功！他以最低的代价（或伤亡率），以和平的方式，最有效地摧垮了一个统治方式最有效的殖民帝国的长期统治！他那副瘦骨嶙峋的身躯包含着的精神力量之强大，使得那个作为世界霸主的敌人也肃然起敬，不但多次把他从阶下囚尊为座上宾，而且至今把他的塑像同诸多英国伟人一同安放在伦敦的蜡像馆中！他不但成了印度的伟人，也成了世界的伟人，他的思想和典范不但属于印度，也属于全人类！
就这本书的主角──马丁·路德·金而言，他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但赢得了蒙哥马利城公共汽车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而且赢得了全国全世界对伯明翰市黑人运动的关注和同情；不但胜利地组织了向首都华盛顿的大进军，而且深深地打动了包括总统肯尼迪在内的各阶层白人的心；不但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从法律上正式结束美国黑人的被歧视地位，而且影响了英国国会通过反种族歧视法和反性别歧视法，从长远来说还促成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顺便说说，南非黑人运动的领袖曼德拉，可视为自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之后最伟大的非暴力抵抗倡导者。
至于这些胜利之伟大，以及马丁·路德·金的努力成效之惊人，可以从以下事实略见一斑：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曾在长达三百多年之中被视为当然，被视为有理，所以问题远远不止是法律的禁止与否，而是人们的心理和观念的改变与否，后一件事情人人都明白是最难做到的。然而人们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大学的白人学生暴乱，还仅仅是因为学校收了几个黑人学生；而在20世纪结束之前，白人却早已习惯了大量的黑人官员、黑人警察、甚至黑人部长、黑人军队首脑，更不用说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黑人白人的共同活动，甚至已有了不少白人与黑人的通婚；而在21世纪开始之际，甚至已有黑人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
就马丁·路德·金个人而言，他不但在生前获诺贝尔和平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而且他的生日早被确立为法定全国假日，这在从国父到各界名人的行列中也极其罕见。最主要的是，他也同甘地一样，不但成了他本国良知的代表，还成了人类良知的代表。而这一切所证明的，恰恰是同样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马丁·路德·金的精神力量之强大，恰恰是他和甘地、曼德拉等所代表的非暴力抵抗的精神力量之强大。而这种精神，往近处可以追溯到托尔斯泰和雨果，往远处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的许多伟大思想家，究其本源，还可以追溯到各大文明的创始性人物耶稣、苏格拉底、佛陀和孔子。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就马丁·路德·金来说，他的这种精神之强大，是来源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但他认为基督福音不是个人精神的福利奖券，而是社会公义的实践要求。但在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他认为“爱心是我们惟一的武器”。他说：“‘爱你的敌人’……是指圣经希腊文的agape（圣爱），是无视敌友亲疏、仿效上帝的无私博爱。”这种爱有一种最根本的神学肯定作为存在基础，即“上帝就是爱”。
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强大到不在乎胜利与否的地步──他领导的运动参加者要遵守的“非暴力十诫”中有一条是“要争取正义与和解，而不是争取胜利”。这令人想起林肯的名言：“我关心的不是事情能否成功，而是事情是否正当。”
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强大到视“受苦”为“救赎”，甘愿自己流血牺牲的地步──他说：“要争取自由，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而流的血必须是我们的鲜血……无辜受苦是有救赎力量的，它可以取代欺压者与受压者双方苦毒怨恨的悲剧结局。”这更令人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
这种来自信仰的精神之强大，在马丁·路德·金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就表现为一种道义上的强大或道德上的自强。为他在复杂的处境、艰难的斗争和内心的矛盾中提供了坚如磐石的基础的，正是这种道德自强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任何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来说，是经费的或经济的、武器的或武力的力量